点击上面"蓝字" 　　 　　

盛唐诗话

14王维：五言律诗三首　

15王维：五言律诗二首

16孟浩然：五言律诗三首

17孟浩然：五言律诗又三首

18高适：燕歌行

19岑参：七言歌行二首

20早朝大明宫唱和诗四首

21王湾：五言律诗二首

22边塞绝句四首

23五言绝句四首

24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

25王昌龄：七言绝句四首

26李颀：渔父歌

27李颀：听董大弹胡筛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28黄鹤楼与凤皇台

29李白：古风三首

30李白：蜀道难

31李白：战城南

32李白：将进酒

33李白：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

34李白：五言律诗三首

35杜甫：哀江头

36杜甫：新安吏

37杜甫：无家别

38杜甫：悲陈陶　悲青坂

39杜甫：七言律诗二首

40杜甫：吴体七言律诗二首

41杜甫：五言律诗二首

42盛唐诗余话

中唐诗话

43张志和：渔歌五首

44李冶：寄校书七兄

45刘长卿：五言律诗三首

46韦应物：自叙诗二首

47韦应物：五言古律三首

48钱起：湘灵鼓瑟

49韩翃：七言绝句三首

50韩翃：送中兄典邵州

51卢纶：七言律诗二首（本贴内容从这里开始）

52戴叔伦：七言歌行二首

53戴叔伦：除夜宿石头驿

54王建：乐府歌行二首

55王建：宫词八首

56张籍：节妇吟

57韩愈：山石

58韩愈：落齿

59韩愈：华山女

60刘禹锡：竹枝词九首

61刘禹锡：绝句二首

62柳宗元：五言古诗四首

63孟郊：诗三首（本贴内容到此结束）

64贾岛：诗六首

65张继：枫桥夜泊

66严维：酬刘员外见寄

67白居易讽谕诗：两朱阁

68白居易感伤诗：霓裳羽衣歌

69白居易：闲适诗十一首

70元稍艳诗：会真诗

71李贺：诗三首

72沈亚之：诗二首

73朱庆除：七言绝句二首

74张枯：诗十首

75姚合：诗十首

76寒山子：诗十一首

77中唐诗余话

晚唐诗话

78李商隐：锦瑟

79李商隐：七言绝句四首

80温庭筠：五七言诗四首

81温庭筠：菩萨蛮

82杜牧：七言绝句十一首

83许浑：金陵怀古

84郑鹧鸪诗

85曹唐：游仙诗

86章碣：诗三首

87李群玉：黄陵庙诗

88刘驾：诗八首

89秦韬玉：贫女

90皮日休　陆龟蒙：杂体诗五首

91三家咏史诗十首

92韩偓：香奁诗　长短句六首

93韦庄：秦妇吟

94晚唐诗余话

95唐女诗人

96六言诗

97联句诗

98唐人诗论鸟瞰

99唐诗绝句杂说

历代唐诗选本叙录

51.卢纶：七言律诗二首

　　至德中途中书事寄李僴 　　

　　乱离无处不伤情，况复看碑对古城。 　　

　　路绕寒山人独去，月临秋水雁空惊。 　　

　　颜衰重喜归乡国，身贱多惭问姓名。 　　

　　今日主人还共醉，应怜世故一儒生。 　　

　　晚次鄂州 　　

　　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 　　

　　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生。 　　

　　三湘愁鬓逢秋色，万里归心对月明。 　　

　　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鼓鼙声。 　　

　　卢纶，字允言，河中郡蒲城(今山西永济)人。天宝末，避安史之乱，流寓鄱阳。大历初，举进士不及第。由于宰相元载一向器重他，取其诗进呈，并为他推荐，因得补阌乡尉，逐渐升迁为监察御史。因事托病辞职，回河中。其时浑瑊为河中帅，便请他为帅府判官。卢纶在朝中时，德宗皇帝也极欣赏他的诗，皇帝自己做了诗，常常令卢纶和作。纶既回河中，有一天，德宗忽然想起他，问卢纶在何处。既知其在河中帅府，便下诏召之入京。恰在此时，卢纶死了。从他的小传看来，卢纶虽然没有成进士，但他的诗为皇帝宰相所称赏，官运却也显赫。纶死后二十馀年，文宗皇帝也很爱读他的诗，问宰相李德裕：“卢纶有多少诗作?有没有儿子?”李德裕说；“卢纶有四个儿子，都成进士，在朝中任职。”文宗就派人到他家里去访求遗稿，得诗五百首。这一事，更可知卢纶的诗，在中唐时曾传诵长久，他虽然是大历十才子之一，他的诗名却更盛于大历以后。 　　

　　卢纶的诗，《全唐诗》编为五卷，大约有五百首左右，似乎並没有遗佚。诗大多是送别怀人之作，和其他大历诗人一样。因为十才子都是朋友，互相唱酬，也互相标榜。诗的题材，很少接触到社会现实。现在选讲卢纶的七言律诗二首，可以作为中唐七律的典型。 　　

　　第一首是在至德年间旅途中所作，寄给他的朋友李僴的。“书事”即“记事”，但这首诗的内容并不记什么具体的事，只是记述他在旅途中的情绪，所以这个“事”字不可死讲，唐宋人诗题中常用“书事”，几乎都和“书怀”相同。 　　

　　现在我们用金圣叹的方法，把此诗分为前后解。前解四句是叙述在乱离中的飘泊生活，后解四句叙述乱平后回归家乡时的感慨。一开头就从正面说起，在乱离中，无论到哪里都是伤情的境地，何况天天在古城中看残碑断碣!下面用一联来概括这种凄凉孤独的生活：一个人在山路上曲曲折折地走去，月光照着秋水，使空中飞过的雁也饱受虚惊。上句是赋，下句是比，用雁来比喻自己。接着就转入后解。现在，虽然喜的是重返乡园，可已经是个垂老之人了。多年离开家乡，家乡的人都已不认识我，就有人来问我姓名，这一下，又感到惭愧了，因为我还是个微贱之人，没有名望，说出了名字，人家也从来没有听见过。今天幸而有东道主人款待我宴饮，想必是对我这个饱经世故的书生很有怜悯之情。从末联的诗意看来，大概作者在归家的途中，受到李僴的招待，在辞别李僴之后，又在路上寄此诗与李僴，有感恩之意。 　　

　　第二首也是归乡时旅途所作。晚上，船停泊在鄂州(武昌)，写了这首诗，抒写他的情绪。前解四句二联。第一联说云雾开朗的时候，可以远远望见汉阳城，既然望得见，应该是很近了，可是还需要一天的航程。武昌在长江南岸，汉阳在北岸，隔江相对，在古代的交通情况下，渡江还得费一天的时间。第二联以描写估客和舟人来反映自己的情绪：同船的商人们都安心地午睡，可知风平浪静，不用耽忧；夜间，船夫都在闲谈，可以感到潮水高涨，行船并不紧张。商人和船夫的闲适态度，和自己的归心如箭恰成对比。这种情绪，在“犹是”二字中充分表现了出来。因为到了汉阳，他就可以取陆路北上归家了。后解第一联就点明他此时此地的情绪：在三湘地区流浪了几年，已是两鬓秋霜，如今在船上独对明月，愈觉得万里外的归心急迫。然而，想到自己家乡的产业已被战争毁灭完了，即使回到故乡，也还是无家可归，更那堪江上还听到战鼓之声，似乎战争还没有结束。诗词里用“堪”字，往往就是“不堪”、“那堪”、“何堪”之意，正如“肯”字，往往就是“岂肯”、“不肯”或“肯否”之意。 　　

　　在《唐诗鼓吹》中，廖文炳讲解此诗第一联云：“在鄂州云开而望汉阳，固甚远矣，但以路计之，孤帆前去，不过一日之程耳。”这样讲法，完全没有体会到“犹是”二字的含义。朱东岩讲此诗前解非常精辞，现在抄录在这里： 　　

　　通篇只写急归神理耳。卢公归心甚切，望见汉阳，恨不疾飞立到，无奈计程尚须一日，故曰“远见”，又曰“一日程”也。三四承之，言明知再须一日，而心头眼底，不觉忽忽欲去，于是厌他估客昼眠，而知浪静。曰“浪静”，是无风可渡矣。喜他舟人夜语，而觉潮生。曰“潮生”，又似有水可行矣，总是彻夜不眠，急归情绪也。 　　

　　但是他讲后解却有些迂曲，故不录取。 　　

　　“舟人夜半觉潮生”句中的“潮”字，曾引起疑义。吴昌祺批道：“此处无潮，岂诗人不必有据耶?”吴昌祺是松江人，生长海边，只知道潮就是海潮，因而以为武汉没有潮，怀疑诗人没有根据。其实这个“潮”字是指江潮，长江中水位高涨，船家就说是涨潮了。 　　

　　卢纶这两首诗，都用赋体，没有什么比兴，也没有什么突出的诗意，在中唐诗中，也只能算是平稳之作。“估客”、“舟人”一联，是他的名句，一向获得长江旅客的称赏，因为写出了行旅生话的经验。我们现在乘轮船走长江，读这一联时就无动于衷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四日

52.戴叔伦：七言歌行二首

　　女耕田行 　　

　　乳燕入巢笋成竹，谁家二女种新榖。 　　

　　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 　　

　　自言“家贫母年老，长兄从军未娶嫂。 　　

　　去年灾疫牛囤空，截绢买刀都市中。 　　

　　头巾掩面畏人识，以刀代牛谁与同?” 　　

　　姊妹相携心正苦，不见路人唯见土。 　　

　　疏通畦垅防乱苗，整顿沟塍待时雨。 　　

　　日正南冈下饷归，可怜朝雉扰惊飞。 　　

　　东邻西舍花发尽，共惜馀芳泪满衣。

　　屯田词 　　

　　春来耕田遍沙碛，老稚欣欣种禾麦。 　　

　　麦苗渐长天苦晴，土干确确锄不得。 　　

　　新禾未熟飞蝗至，青苗食尽馀枯茎。 　　

　　捕蝗归来守空屋，囊无寸帛瓶无粟。 　　

　　十月移屯来向城，官教去伐南山木。 　　

　　驱牛驾车入山去，霜重草枯牛冻死。 　　

　　艰辛历尽谁得知，望断天南泪如雨。 　　

　　戴叔伦，字幼公，润州金坛(今江苏金坛)人。贞元十六年进士，先在盐铁使刘晏幕下，后在嗣曹王李皋幕府，均被器重。迁任抚州刺史，再迁容管经略使，清明公正，民乐其治，是唐代诗人中官位较高、政绩卓著者。他的诗和政治都为德宗皇帝所赞赏，《唐才子传》称他“诗兴悠远，每作惊人”。现在我们选讲他的两首七言歌行，可见他是能关心人民生活疾苦的。 　　

　　《女耕田行》描写两个农民姊妹，家道贫困，有一个母亲，已是年老，不能劳动。有一个未娶嫂子的哥哥，已被征召去从军。有一条牛，去年生瘟病死了。现在已过春深，人家已经犁田播榖，而她们俩却无法耕种，不得已，只好向织机上割下一段绢来，到城里去买了刀。两姊妹用刀耕地，非常劳累，心头又极其痛苦。 　　

　　第一句“乳燕入巢笋成竹”，是用形象思维的方法来说明季候。雏燕已经长成，住进了它们自己筑成的巢窝；笋也已经长成为竹。这就是说，在暮春的时候。以下三句是作者叙述他所见的情况：不知谁家的两个姑娘在耕田种榖；无人，意思是说没有男的劳动力；又无牛，就无法犁田，她们只得用刀在砍地，把泥土翻起来。“自言”以下六句是用二女自述的方法来说明情况，因为这不是作者能见到的。“牛囤空”，意思是说牛死了。“头巾掩面畏人识”是她们感到羞耻，除了她们俩之外，还有谁用刀来代牛呢?“畏人识”是怕人家认识她们，所以将头巾遮掩了脸。以下八句，又用作者的叙述和描写。当作者知道了她们用刀耕地的原由之后，看到她们姊妹合力劳动，体会到她们心中的苦楚。又知道她们用头巾掩面，是为了“畏人识”，所以她们也不敢抬起头来看过路的人，只是低头看着土地。有人解释这两句，以为她们“低着头，只因有头巾遮面，所以看不见路人，只看见地面。”这样讲法，是没有注意“畏人识”三字的意味。“疏通畦垅”一联是概括她们艰苦的劳作。“日正南冈”是正午时候；“下饷”是停止田作回家吃饭。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山鸡雌雄相逐惊飞，便不禁有孤单无伴之感。又看到东邻西舍家家园子里的花都已开过，两姊妹对这些零落的残花，不胜惋惜，联想到自己的青春正在逝去，还未得到配偶，也好比残花一般的可怜。“馀芳”就是“残花”，因为上句用了“花”字，此处不宣重复，所以用“芳”字代替。在诗词的修辞技巧中，使用代字的理由，不外二种：第一是为了避免直说，改用形象思维。例如用“乌云”以代替“发”(妇女的)，用“柔荑”、“春葱”以代替“手指”，用“断肠”以代替“悲哀”、“伤心”。用“沾巾”，“沾襟”以代替“哭泣”。第二就是为了避免字面与上文重复。但字面重复并非绝对的禁例，在某种情况下，有时也正需要重复。这就要随机应变了。 　　

　　“朝雉惊飞”这一句，表面上看来，好象是叙述，是赋体。但事实上，作者是用了一个典故。乐府中有一个曲子，名叫“雉朝飞”，据唐人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说：这个曲子是齐宣王时一个别号犊沐子的人所作。此人年七十而无妻，到野外去砍柴，看见山鸡雌雄相逐而飞，不觉心中悲哀，乃仰天长叹道：“圣王在上，恩及草木鸟兽，而我独不获。”于是把他的悲感谱入了琴曲。后世就名此曲为“雉朝飞”。从此以后，诗人作“雉朝飞”曲词，其内容都是表现男女孤独，过时不能成婚。而他(她)们之所以不能成婚，是由于没有获得“圣王”之恩。这就是指政治不够清明，使人民不能获得室家之好。 　　

　　懂得了“雉朝飞”这个曲子的来历，就能了解这一句诗的表现手法还是比兴。两姊妹回家去吃饭，已在午时，而作者在此句中还说是“朝雉”，可见作者是有意要联系到这个曲子的故事，所以把“雉朝飞”三字分拆开来使用，加一个“扰”字，意思是说：山鸡被她们打扰而惊飞。也就是象征受苦难的人民到如今还不能结婚成家。这样一讲，比兴的意义就明白了。 　　

　　此诗的最后四句，显然是全诗的主题。作者看到了二女刀耕的辛苦，对她们的虚度青春，寄予同情。但是，上文十四句所表现的，尽是她们的贫困，没有人及牛的劳动力，故不得不含羞忍辱，采用了原始的刀耕火种，以维持生产。这完全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如果要抱怨“圣王”无恩，也应该从经济角度去控诉民不聊生的原因，而作者却把观点一变，代她们表达了“共惜馀芳”的情绪，这样一来，使此诗的主题成为描写“有女怀春”，与上文描写劳动人民极不相称。前十四句的描写，不是为了突出主题，后四句的主题，不是前十四句的自然结论。所以，我以为此诗存在着这一个很大的缺点。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缺点?从作者的传记看，我们知道作者是一个能关心人民生活的好官，这两首诗，也证明了他有心记录人民的苦难，多少有一点向上层统治阶级反映社会现实的意图。但是他毕竟是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而且是个诗人，他不能在社会现实中看清楚矛盾的本质，或者说主要矛盾。以致用一大段关于人民生活艰苦的描写去烘托一个不相干的主题，这种缺点，不仅戴叔伦的作品中有，别的一些唐宋诗人的作品中也经常可以发现。但是，在杜甫、韩愈、张籍、白居易这几位大诗人的作品中，却找不到这种缺点，特别是杜甫和白居易所作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诗篇，都是扣紧了主题思想来进行渲染描绘的。 　　

　　但是，清初人贺裳在他的《载酒园诗话》中评论道：“此诗语直而气婉，悲感中仍带勉励，作劳中不废礼防，真有女士之风，裨益风化。”后来沈德潜在他的《唐诗别裁》中又发挥了贺裳的论点，他批道：“末二句一衬，愈见二女之苦，二女之正。”他们这样一讲，就意味着作者写两姊妹悲叹青春虚度，就是反映她们的贞洁无邪，不是淫荡妇女。这完全是一个迂腐的道学家观点。不用说唐代诗人决无这种思想，就是从诗句的文字本身去探索，也无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许多唐诗，被道学家架着礼教的眼镜来体会，往往会给以奇异的曲解，我们对于沈德潜批解的《唐诗别裁》，应当批判他这种不正确的观点. 　　

　　第二首《屯田词》的结构就很完整了。屯田是唐朝的寓兵于农的制度，类似现在的生产建设兵团。《旧唐书·职官志》云：“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可知屯田制是在粮食运输困难或不足的边疆上，由驻守边防的兵士自力更生，开荒播种，以解决一部分粮食。但田地是固定的，驻屯的兵士则时常换防。因此，屯田的劳动力随时在流动。这首诗开头四句写一些驻屯兵在戈壁滩上春耕种麦，老的少的都欢欢喜喜。可是等到麦苗渐长，天却不下雨，以致土地干燥得无法下锄。以下四句写种榖子的地方。庄稼没有熟，就闹了蝗灾，所有的青苗都被蝗虫吃尽，只留下满地桔茎。于是出动全体老小去驱捕蝗虫，好容易把蝗虫赶走，回到自己的屋子里，空洞洞地无衣无食。禾是榖物的总称，小米、玉米、高粱、稻都称为禾，不过此处肯定不会是水稻。以下四句叙述这些驻屯兵到了冬季，没有粮食，只好移屯到靠近城市的地方。应该是生活得好些了，谁知又被长官派去南山中伐木。于是驾着牛车进山去，在霜重草枯的严寒气候里，牛都冻死了，人的命运可想而知。以上共十二句，四句一绝，每绝描写屯田兵士的一种艰辛的生活面。于是用两句来做结束：边疆上的驻屯军历尽种种艰辛，何人知道?仰望南天，有家而归不得，只有眼泪簌簌地如雨水一般落下。 　　

　　《屯田词》也是一首边塞诗，但它和岑参，高适等盛唐诗人所作的边塞诗不同了。高、岑等人都是镇守边塞的节度使幕下的参军、记室、或判官，他们所接触到的边塞生活，还是军府中统治阶级的生活，因此他们的题材不外乎宴会、送别、送主将出征、或欢迎主将凯旋，偶尔带到一点兵士的生活，在诗中都是闲笔。像戴叔伦这样专题描写屯田兵士生活的，可以说是没有。再说，开元、天宝年间，是唐代国势全盛时期，驻守边疆的文武官吏，都自信能威服戎夷，因此都是意气风发，抱乐观主义的。兵士的生活也比较丰衣足食。这些情况，反映在诗里，除了思念家乡、厌倦沙碛之外，一般情绪是积极的。在戴叔伦的时候，国势衰弱，边境多事，许多地方，又沦于吐善、回纥。驻屯在边境上的官兵，常常提心吊胆。加以府库空虚，军粮不继，不免要更多依赖军垦。遇到旱灾蝗灾，就不能不移屯内迁。因此，中唐时期的边塞诗，都充满了愁苦之音。到晚唐时期，根本没有人作边塞诗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日

53.戴叔伦：除夜宿石头驿

　　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 　　

　　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 　　

　　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 　　

　　诗人作诗，如果是思想感情的自然发泄，总是先有诗，然后有题目，题目是全诗内容的概括。这首诗的题目是《除夜宿石头驿》可知诗的内容主要是“除夜”和“夜宿”。夜宿的地点是“石头驿”，可知是在旅途中夜宿。 　　

　　第一联“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就写明了一个孤独的旅客夜宿在旅馆中。接着用第二联“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补充说明这个“夜”是“除夜”，这个“人”是离家很远的人。 　　

　　第三联就转到这个“人”，独宿在旅馆中，又是在大年夜，他的思想感情怎样呢?“寥落悲前事”是说过去的一切事情，也就是种种生话遭遇，都是非常寂寞，非常失意，只会引起悲感。“支离笑此身”是说现在这个漂泊天涯的躯体，又如此之支离可笑。上句回想过去，没有得意事可供现在愉快地回忆；下句是自怜，现在已没有壮健的躯体能忍受流浪的生活。 　　

　　第四句紧紧地承接上句。“愁颜与衰鬓”就是“此身”的“支离”形状。这样一个既忧愁，又衰老的旅客，独宿在旅馆里，明日又将逢到春天，真不知今后的命运如何。“明日又逢春”这一句，有两个意义：第一，它的作用是点明题目，结束全诗。今晚是除夕，明天是新年初一，春季的第一天。写的是明日，意义却在今夕。第二，作者用了一个“又”字，有点出人意外。仔细玩味其意义，可以体会到作者的思想基础是对于“逢春”并没有多大乐观的希望。年年逢春，年年仍然在漂泊中，而到了明天，又是一年的春天了。这一句底下，作者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让读者去体会。这就是所谓“馀味”。 　　

　　宋代诗人姜夔在他的《白石道人诗说》中曾谈到诗语以有含蓄为贵，他说： 　　

　　诗贵含蓄，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谨于此，清庙之瑟，一唱三叹，远矣哉。后之学诗者，可不务乎?若句中无馀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馀味，篇中有馀意，善之善者也。 　　

　　可知最好的诗，必须做到句有馀味，编有馀意，总起来说，就是不可把话说尽，要留有让读者思考的馀地。作诗者固然要达到这样一种艺术高度，读诗者也需要具备一种探索馀味、馀意的高度欣赏力。 　　

　　这首诗，一向被认为是唐人五律中的著名作品。其所以著名，完全是由于颔联“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历代以来，到年三十还住宿在旅馆里的人，总会感伤地朗诵这两句，以为诗人已代他形象地说出了寥落支离的情绪。因此，这两句诗成为唐诗中的名句。但是，这两句诗并不是戴叔伦的创作成果，而是他偷得来的。早在二百年前，梁武帝萧衍有一首《冬歌》： 　　

　　一年漏将尽，万里人未归。 　　

　　君志固有在，妾躯乃无依。 　　

　　王维《送丘为下第归江东》诗曰：“五湖三亩宅，万里一归人。”这就是戴叔伦的赃证。梁武帝写的是一个妇女在除夕怀念她出门在外的丈夫。戴叔伦改了一个字，换了两句的结构，强调了“夜”和“人”，放在他这首诗中，就成为警句。 　　

　　偷用古人现成句子，在文艺创作上并不是禁律，向来是允许偷的。一字不改的偷，也可以，只要运用得好。改换几个字，更不算罪行了。但是，与戴叔伦同时，有一个能作诗的和尚，法名皎然，写了一本书，叫做《诗式》。这是一部研究作诗方法的书，也算是唐代诗学理论书。他谈到诗有三种偷法：一曰偷语，就是偷取前人的句子。二曰偷意，是偷用前人的意境。三曰偷势，是偷袭前人的风格气势。他以为偷势者才巧意精，可以原宥，偷意就情不可原了，而偷语则是公行劫掠，最为钝贼，必须判罪。按照他的意见，戴叔伦作这两句诗是钝贼行为，完全要被否定的。 　　

　　读唐诗的人，未必都知道诗人也能作贼，戴叔伦这两句诗，一般读者也不知道他偷用梁武帝的成句，只是就诗论诗，公认这两句写得很深刻，极能引起同情。于是，在梁武帝诗里默默无闻的句子，忽然在戴叔伦诗里发出光辉，这是点铁成金的技巧。这样偷法，恐怕不能说是“钝贼”。 　　

　　但是肯定这两句诗为警句的评论家，也还有不同的看法。吴山民批道：“翻古却健。”(《唐诗正声评醳》)意思是说，虽然翻用古人成句，却翻得很矫健。而吴昌祺的批语却说：“句警则不免于诞，犹胜‘舍弟江南没’二句也。”(《删订唐诗解》)他承认这一联是警句，但以为情事虚诞。宋人笔记中曾记一件趣事，据说有人做了一首描写自己身世的诗，其中有一联道：“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有人读了，为之恻然，说：“你真是太不幸了，兄弟都死于离乱。”那诗人回说；“我实在没有弟兄，这是做诗罢了。”这是一个讽刺诗人虚夸的故事。吴昌祺说戴叔伦这一联不免于夸诞，但还比“舍弟江南没”好些。这个评语，我以为过火了。戴叔伦这一联，除了“万里”二字外，都是写实，岂可与无中生有的“舍弟江南没”作比较。吴昌棋这个评语是发挥唐汝询的评语。唐评云：“幼公去石头不远，而曰万里未归，诗人多诬，不虚哉。”(《唐诗解》)他以为戴叔伦是金坛人，石头是指南京城，距离很近，所以用“万里未归”就是虚假不实之词。考《全唐诗》中收戴叔伦此诗，注曰：“一作石桥馆”。可知这个诗题原有问题，有过一个版本是题作《除夜宿石桥馆》的。再说，“石头”也不一定指南京城，湖北有石城，诗人也常常称之为石头城。如此，则我们就不能肯定作者除夕所宿的旅馆，离开他的家乡并不远。以“万里”二字来代表一个“远”的概念，在诗人笔下是常用词，杜甫诗中就屡次用过，从来没有人评之为虚夸。李白诗“白发三千丈”，以“三千丈”代表一个“长”的概念。万里的旅途，是可有的，三千丈的头发，是绝对没有的，然则李白此句，岂不是更“诬”了吗?唐、吴两家评讲唐诗，常有很好的议论，但对于戴叔伦这一联忽然大肆奚落，对文学上的夸饰作用，几乎完全否定，这就未免有些迂气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特别写了一编《夸饰》，专论文学修辞中的夸张作用，他以为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来形容事物，可以获得“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的效果，“成状”是描写得生动，“得奇”是描写得突出。但是他也说：“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所以应该“夸而有节，饰而不诬”，这就是夸张的限度。戴叔伦的“万里人未归”，还不能说是越过了这个限度。沈德潜对于“万里”二字也有怀疑，他作了一个新的解释，他说：“应是万里归来，宿于石头驿，未及到家也。不然，石城去金坛相距几何，而云万里乎?”(《唐诗别裁》)他也肯定石头驿是南京城下，所以把“万里未归人”讲作从万里之外归来，而尚未到家的人。这个讲法，似乎可通，实则还是讲不通，因为戴叔伦如果从万里之外归家，碰到除夕，船停在南京城下，那么，这一二天，他就可以到达金坛家中，他还会有这样的思想情绪吗?通读全诗，谁都可以感到这个讲法是不符合诗意的。 　　

　　从汉诗到魏晋诗，从魏晋到宋齐，从宋齐到梁陈宫体，从宫体到唐诗，在形式、音调、句法、题材各个方面，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发展，形成各自的风格。但在语言文字、思想感情、表现方法上，后代的人总不免有向前代人借鉴的迹象。魏晋五言诗和乐府诗中，常常有借用汉诗成句的情况。唐代诗人的作品中，也有很多六朝诗句的影子。王渔洋在《带经堂诗话》中曾指出王维诗的“积水亦可极，安知沧海东”是用了谢灵运的“洪波不可极，安知大壑东”。又“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是用了庾信的“何必游春草，王孙自不归”。又“结庐古城下，时登古城上”是用了何逊的“家本青山下，好登青山上”。又“莫以今时宠，能忘昔日恩”是用了冯小怜的“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又“飒飒秋雨中，潺潺石溜泻”是用了王融的“潺湲石溜泻，绵蛮山雨闻”。此外，还有孟浩然诗“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是用了鲍照的“木落江渡寒，雁还风送秋”。郎士元诗“暮蝉不可听，落叶岂堪闻”是用了吴均的“落叶思纷纷，蝉声犹可闻”。以上所举王、孟、郎三家的诗，都是他们的名句，一经揭发其来历，才知道他们都是偷来的。有的全句偷用，有时略加改换，有的偷用其意。他们都在戴叔伦以前，可知戴叔伦偷取梁武帝诗句，在当时并不以为有损于创作道德。说不定当时还有许多人的诗句，都是明偷暗换得来，所以皎然要在他的《诗式》中特别提出，斥之为“钝贼”，以煞住这一股风气。但是，尽管如此，偷句的风气，还是历代都有。就说戴叔伦这两句，在他同时的或稍后的诗人中，也还可以找到互相套用的句法。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访宿》诗云：“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崔塗《除夜》诗云：“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马戴《灞上秋居》诗云：“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都可以说是一偷再偷。皎然说是“钝贼”，黄庭坚说是“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我们不妨说是“古为今用”。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54.王建：乐府歌行二首

　　凉州行 　　

　　凉州四边沙浩浩，汉家无人开旧道。(韵一) 　　

　　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 　　

　　万里征人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韵二) 　　

　　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 　　

　　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韵三) 　　

　　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 　　

　　养蚕缲茧成疋帛，那将绕帐作旌旗。(韵四) 　　

　　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韵五)

　　温泉宫行 　　

　　十月一日天子来，青绳御路无尘埃。 　　

　　宫前内里汤各别，每个白玉芙蓉开。(韵一) 　　

　　朝玄阁向山上起，城绕青山笼暖水。 　　

　　夜开金殿看星河，宫女知更月明里。(韵二) 　　

　　武皇得仙王母去，山鸡昼啼宫中树。(韵三) 　　

　　温泉决决出宫流，宫使年年修玉楼。 　　

　　禁兵去尽无射猎，日西麋鹿登城头。(韵四) 　　

　　梨园弟子偷曲谱，头白人间教歌舞。(韵五) 　　

　　“王建，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大历十年进士，释褐，授渭南尉，调昭应县丞。诸司历荐，迁太府寺丞、秘书丞、侍御史。太和中，出为陕州司马，从军塞上，弓剑不离身。数年后归，卜居咸阳原上。” 　　

　　以上一段王建的小传，见于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以后诸书所载王建传记大多抄用此文。《全唐诗》所载也相同，但删去了一句“弓剑不离身”。辛文房编写唐代诗人小传，他的资料来源，极为可疑。有许多叙述，显然是从作者本人的作品中意会而得的。即如说王建在边塞时“弓剑不离身”，就见于他自己的《从军后寄山中友人》诗，其末句云：“劳动先生远相示，别来弓箭不离身。”这是做诗，不能作为生话实录。辛文房却改掉一个字，作为诗人在塞上的生活实况。由此看来，他这部传记恐怕很不可靠，不能作为信史。《全唐诗》删掉这一句，可知也看出了这个缺点。 　　

　　这段小传中最可疑的是说王建于太和中出为陕州司马。“太和”是“大和”之误，宋元人的著作中常常把唐文宗的年号“大和”误为“太和”。大和一共九年，“大和中”就假定是大和五年()。王建于代宗大历十年()举进士，假定他是二十五岁，到大和五年，已是八十一岁的老人了，岂能还出任陕州司马?因此，我怀疑“大和”是“元和”之误。“元和”是宪宗的年号，止于十五年。元和八年是公元年，王建六十三岁，出任陕州司马，这就极有可能了。王建诗集里提到的人物，有武元衡相公、张弘靖相公、李吉甫相公、裴相公。考武元衡、李吉甫，元和二年拜相。裴垍，元和三年拜相。张弘靖于元和九年拜相。而文宗大和年初的历任宰相，如李宗闵、裴度、牛僧孺、李德裕诸人，王建集中均无其名，可知王建历官止于元和。长庆以后，以至大和，可能他还生存，但已经退隐于咸阳原上自造的新居中了。他有《原上新居诗》十三首，其中有句云：“长安无旧识，百里是天涯。”又云：“近来年纪到，世事总无心。”皆可推测其情况。 　　

　　王建的文学活动时期主要是唐德宗、宪宗二朝，他和张籍、李益、贾岛、孟郊都有交往，也有寄上韩愈的诗。张籍是他三十馀年的老朋友，他们在未成进士前已相识，彼此一起从师学道，又以诗篇相切磋。这些情况，均见于他的《送张籍归江东》诗和张籍的《逢王建有赠》诗。 　　

　　可能是由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王建和张籍都作了许多乐府诗，文学史上所谓“张王”，就是专指张籍和王建的乐府诗。张籍有《酬秘书王丞见寄》一诗，是王建官秘书丞时有诗给张籍，张籍回答一首，这首诗的前四句云：“相看头白来城阙，却忆漳溪旧往还。今体诗中偏出格，常参官里每同班。”其第三句大概就是指他们二人作乐府诗，在当时是被目为“出格”的今体诗的。“出格”，是格调与众不同的意思。 　　

　　现在我选讲两首王建的乐府诗。 　　

　　第一首《凉州行》。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县，在盛唐时期是河西节度使的治所。大历年间，州城为回纥所侵踞，此诗即描写当时的边防情况。 　　

　　第一、二句是倒装句，“汉家”即指唐朝。“旧道”是指开元、天宝年间的西域通道。因为现在无骁将能开拓边疆，以致凉州城外又是黄沙浩浩。 　　

　　下四句说凉州所属各县都已为胡兵所据，守边的将军只好另外建筑防秋的城堡。西北胡人常常在秋季入侵中国，唐朝在每年秋季都要向河洛、江淮一带征发兵士，到西域去增防，当时称为“防秋”。这些万里从征的人都已战死在边塞上，可是京城里还在年年发令输兵。“旌节”指发兵的符节，“西京”即首都长安。张籍有《西州》诗一首，也描写这些情况。 　　

　　下四句说入侵的胡人都从中国掳去妇女，其中有半数妇女生了男孩，都能说汉语。这些胡人从前是不懂农作的，如今却学我们汉人种起禾黍来了。“蕃人”即“胡人”，唐宋人写作“蕃”，明清人写作“番”。 　　

　　再下四句说这些胡人，现在牧羊的时候也穿了丝织的锦衣。他们本来是披毛毡或兽皮的，但现在却爱惜毡裘，把它们收藏着，预备作战时用了。他们现在也能养蚕缲丝，织成一匹一匹的绢帛，却是用来做旌旗围绕在营帐四周。这里的“那将”二字用得较为少见，不知有无误字。“那”，大概可以作“挪”字讲，“那将”，犹言“拿来”。 　　

　　最后二句说，城上的山鸡已经在角角地报晓，而洛阳城中，家家都还在演奏胡乐呢。 　　

　　这首诗的主题是表现凉州沦陷、回纥入侵之后，胡人日渐汉化，而汉人却胡化了。胡人的汉化，是学习汉人的农桑生产，以加强他们的武备；汉人的胡化，却只是学习胡人的音乐歌舞，作长夜荒淫的宴乐。 　　

　　这首诗的韵法也真有些“出格”。全诗共十六句，如果四句一韵，可以使韵法很整齐，但作者却以开头二句为一韵，末尾二句为一韵，中间十二句用三个韵。这样，使读者不能在开头的时候就依照四句一绝的规格读下去，似乎有些不顺口。但是，如果仔细研寻诗意，可以体会到作者是按诗意配韵的。首二句点题，用一个韵。次四句描写凉州之荒芜和胡人的猖獗，也用一个韵。以下两组各四句，分写胡人也从事农耕和蚕织，各用一韵。最后写洛阳城中汉人之胡化，以为对比，又另用一韵。韵脚的转换，应当和诗意的段落配合，这个原则，作者没有违背，但如果首韵和尾韵的诗意，都能扩大为四句，这首诗的韵法就整齐了。尤其是尾韵，如果有四句，则诗意的对比性可以更为明显，现在，作者匆匆以二句表过，读者往往会忽略了它的讽喻意义。 　　

　　第二首《温泉宫行》描写当时骊山温泉宫的衰败景象。前半篇八句，先描写唐玄宗全盛时期的温泉宫。玄宗于每年十月一日驾幸温泉宫，住一个月才回归长安。故第一句就点明“十月一日天子来”，确是玄宗的事。御驾从长安到骊山，一路都用青丝绳拦隔，不准人民侵入御路，以资警戒。路上还要打扫干净，铺洒黄沙，故无尘埃。宫前和宫内的温泉，各有区别，但每一处温泉浴池，都用雕刻莲花的白石砌成。“内里”是当时称宫内的名词。“芙蓉”是莲花，不是木芙蓉。朝玄阁在骊山上，天宝七年十二月，玄宗梦见了他的远祖老子(李耳)，把胡玄阁改称降圣阁。但民间和后世诗人都仍称朝玄阁。这个“玄”字，因清朝人避康熙皇帝玄烨的讳，古书上所有的“玄”字都被改为“元”字，沿用了几百年，我们现在把它改正过来。骊山上下都是温泉宫的建筑物，四周有城垣田护，连骊山也围在城内，故曰“城绕青山”。“龙暖水”的“龙”字，诸本均同，惟《全唐诗》下注曰：“一作笼”，可知有过一个古本是“笼暖水”。这样，这句诗就有两种讲法。如果原本是“笼”字，则是一个动词，其主语仍是“城”字。城绕青山，又把温泉笼在城里。如果是“龙”字，则是一个名词，而“暖”字是一个动词了。温泉浴池中，泉水都从铜龙口中流出，这样，可使泉水保暖，故曰“龙暖水”。但吴昌祺注曰：“龙暖水者，烧铜龙投水中也。”这个讲法，异想天开，肯定是错的。温泉本来是暖的，何必烧铜龙投入水中呢?而且“烧铜龙”也不可想象，每人入浴，都要烧一条铜龙吗?下面“夜开金殿”二句就是写玄宗与杨贵妃在夜半同看天空中星河的故事。这是他俩爱情的秘史，宫女们不敢停留在殿里，都被打发到殿外月光下去守卫了。“知更”即每人值班守一个时辰。白居易《长恨歌》云：“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李商隐《马嵬驿》诗云：“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都是说玄宗与贵妃在七月七日同看星河，有感于牛郎织女的故事，订了密约，愿意世世为夫妇。这件事也记载于《太真外传》，大概当时广泛地流传于人民口头。王建采用这件事写入这首诗，其实不很适当。“看星河”是七夕的故事，十月里已看不到星河了。 　　

　　下半篇八句就描写开元、天宝以后的温泉宫。“武皇”指玄宗，“王母”指贵妃，“得仙”与“去”，都代替一个“死”字。山鸡是野禽，现在飞到宫中树上来叫了。华清池中的温泉，无人沐浴，决决地流出宫外。宫中楼阁，经常损坏，管理宫城的官员年年要加以修葺。守卫宫城的禁兵已经撤退，无人射猎，每到太阳西下，野鹿居然都跑上城头，这一切就是温泉宫的现状。至于往日住在宫中的人物呢，自从皇帝和贵妃死后，侍候他们宴乐的梨园子弟都失去了生活依靠，大家把宫中的曲谱偷走，流落在民间作歌舞教师。唐太宗名为世民，唐人都要避讳，遇到“世”字，都改用“代”字，遇到“民”字，都改用“人”字。因此，在唐人著作里，“人间”就是“民间”。 　　

　　这首诗的韵法，也不能令人惬意。第三韵和第五韵，都是单句韵，音节太急促。第五韵的诗意与《凉州行》的尾联同样是表现得不够强烈。此外，“山鸡”和“麋鹿”二句意味重复，显得思想窘促。这些都不能不说是缺点。 　　

　　我们不妨把这首诗与韦应物的《温泉行》作比较。韦应物是从自己的回忆来描写的，所以用一大段诗句写温泉宫的繁盛情况，也是他自己的得意时期。王建没有这种生活经验，所以用客观的写法。因此，他这首诗就显得缺乏感情了。 　　

　　乐府诗复兴于李、杜。李白所作，多数还是拟古乐府，仍沿用乐府旧题，杜甫则创造了新乐府，为唐诗开辟了一个新园地。王建、张籍、李益继承杜甫的传统，也作了很多新乐府诗，于是后世有“张王”之称，实则张王之间，还有优劣，历来诗评家大多以为王胜于张。 　　

　　自从“张王”并称以后，李益却冤枉地被遗忘了。李益在当时也善作歌诗，与李贺齐名。《旧唐书》本传称李益“每作一篇，教坊乐人以略求取，唱为供奉歌辞。好事者画为屏障。”现存的李益诗，歌行只有《六州胡儿歌》，《汉宫少年行》等六七篇，而绝句式的小乐府却有数十首，或者就由于他专作小乐府，故后世不与“张王”并论。然而他的边塞绝句，也不在王昌龄、王之涣之下，只因生在中唐，不得与盛唐诸诗人角逐，这也还是一件冤事。 　　

　　张王二家乐府，上不及杜甫，下不及白居易。杜甫雄浑沉郁，白居易讽喻锐利。至于结构布置，杜甫和白居易同样严谨。张王所作，则气息清淡，组织松懈，无惊人的章句，只能在大历、贞元间，暂时擅名而已。前人评论张、王乐府，都不免溢美，惟有胡应麟说：“张籍、王建，稍为真澹，而体益卑卑。”(《诗薮》)这个评语，我以为是中肯了。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

55.王建：宫词八首

　　除了乐府诗之外，王建还有一百首宫词，也是诗史中应当注意的作品。他的乐府诗，还是继承前人传统的作品，宫词则是他的创造。从齐梁以来，已有许多诗人以宫女的生活和情感为题材，例如乐府诗《长门怨》，都是写失宠的妃子。王昌龄有《长信秋词》五首，《西宫春怨》、《西宫秋怨》各一首，韩翃有《汉宫曲》四首，也都是代宫中妃嫔申诉失宠或不得宠的情感。崔国辅有《魏宫词》一首，开始出现了“宫词”这个名称。但这些诗都写的是古代的宫女，即使作者用以影射当代的宫女，至少从文字上看来，还是赋咏古事。这一类的诗，后世称之为“宫怨”，因为它们的主题是宫女的怨恨情绪。 　　

　　王建的《宫词》不属于这一类。他写的是当代宫廷里的种种生活琐事，从皇帝和宫女的调情说爱到后宫中的宴饮娱乐，每次听到一件事，就作一首七言绝句，一共写成了一百首。皇宫是个禁地，不用说人民绝对进不去，即使官吏，也只有少数几个宰执近臣，才偶尔有机会进宫。在人民大众心目中，皇宫是个神秘的地方。如果有关于皇宫里的事情流传出来，立刻就成为广泛传述的小道新闻。王建的宫词不假托古事，明明白白地暴露了当今皇帝的后宫生活，而且有一百首之多，可谓内容丰富，非但为当时人民所欢迎，而且还影响到后世，为历代诗人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 　　

　　《唐诗纪事》记录了关于《宫词》一百首的故事：王建作渭南尉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太监王枢密，两人谈得很投机，就互相认为本家。但是后来大家都有些意见。王建作宫词后，有一天和王枢密一起宴饮，王建谈起汉代桓帝、灵帝，因为信任太监，惹起了迫害知识分子的党锢之祸。王枢密听了，觉得王建是在讽刺自己，心里很不高兴，就对王建说：“老弟所作宫词，天下人都传诵于口，皇宫是深邃之地，不知你怎么会知道这许多事情?”王建当时感到无从回答，心中害怕王枢密会给他罗织罪名。过了一二天，就做了一首诗送给王枢密，其诗曰： 　　

　　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长时。 　　

　　脱下御衣偏得着，进来龙马每教骑。 　　

　　常承密旨还家少，独对边情出殿迟。 　　

　　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前代皇帝不论是在行或坐的时候，你总是随从在左右的，当今的皇帝，住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你是看他长大起来的。皇帝脱换下来的御衣，只有你能穿得着，外面进贡来的骏马，也常常给你试骑。你常常因为接受密令，很少还家，有时被留在殿里独自报告边塞军情，以致出来的时候很迟了。这一切事情，如果不是你这位本家老哥自己屡次对我讲，那么，宫禁森严，内里的事情怎么会让外边人知道呢? 　　

　　这样，他把宫词的内容都说是王枢密讲给他听的。王枢密一看此诗，怕被他牵累，就不敢告发他了。 　　

　　这个故事，不见于唐人记载，最早的记载是《唐诗纪事》，元人的《唐才子传》里也有此事，文字和诗句小有不同。这件事情可能是有的，但情况未必如此。王枢密是宦官王守澄，宪宗元和末年，他还是一个普通宦官。元和十五年正月十七日夜里，宪宗被宦官陈弘庆等杀害，年四十三。王守澄和中尉马进潭、梁守谦等人册立太子即皇帝位，因此擢升为枢密使。这位皇帝庙号穆宗，年号长庆，只做了四年皇帝就中风死了。以后，文宗皇帝即位，王守澄为骠骑大将军，充右军中尉。大和九年九月戊辰，迁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十月辛巳，为李训诬陷，文宗使内侍李好古赐以毒酒，逼令自杀。根据这一节史传，可知王守澄为枢密使是在长庆元年至大和元年之间。长庆共四年，以下还有敬宗皇帝宝历二年。他这个枢密使一共任了六年。王建这首诗所谓“先朝”，是指宪宗皇帝，所谓“今上”，是指穆宗皇帝。宫词第九首云“少年天子重边功”，可知也是指穆宗，因为穆宗死时才三十岁。由此推测，可知宫词一百首所透露的宫廷生活，都是长庆年间的事。但是，渭南尉是王建举进士后第一任官职，总在大历十二三年之间。王守澄为枢密使还在四十年之后，那时，王建已从陕州司马任上退休了。因此，说王建作渭南尉时认识了王守澄，这是可能的，但如果说认识了王枢密，则不可能了。 　　

　　现在，我们可以假定，王建认识王守澄是早年的事，王守澄因册立穆宗有功，擢升为枢密使，成为掌大权的宦官。王建以桓灵时期中官乱政的历史教训讽喻王守澄，同时他把听得来的官闱秘事写为宫词，都是长庆年间的事。但此时王建的年龄已在七十以上，王守澄即使比王建小十岁，也该有六十多岁了。 　　

　　王建宫词一百篇，传到宋代，曾有遗佚，蜀中刻王建集时，但抄得九十首，就取王昌龄、张籍、杜牧诸人诗十首混入。谬本流传，引起过许多人的考校。幸而所失十首，存在于洪迈编的《唐人万首绝句》中，后人得以剔出伪篇，补足百首。但蜀中刻本，传到明代，还有七首不是王建原作。这些情况，见于宋赵与时的《宾退录》、周紫芝的《竹坡诗话》、明杨慎的《升庵诗话》和朱存爵的《存馀堂诗话》。现在，我们根据《全唐诗》本选讲其八首。 　　

　　丹凤楼前把火开，五云金辂下天来。 　　

　　阶前走马人宣慰，天子南郊一宿回。 　　

　　楼前立仗看宣赦，万岁声长拜舞齐。 　　

　　日照彩盘高百尺，飞仙争上取金鸡。 　　

　　以上二首是同一件事。《旧唐书·穆宗纪》云：“长庆元年正月己亥朔，上亲荐献太清宫、太庙。是日，法驾赴南郊，祀昊天上帝于圆丘。即日还宫，御丹凤楼，大赦天下。”穆宗李恒是宪宗的第三子，元和十五年正月丙午即位后，至第二年正月朔日方才改元为长庆。这一天，他先到太庙去祭祖，后到南郊去祭天，回来后，登上丹凤门楼宣布大赦。丹凤门是大明宫南的正门。前一首诗说丹凤楼前火炬明亮，在天色未明时开了宫门。皇帝乘坐在彩绘的车中出宫来，阶前骑马的侍卫官员向群众传话，说皇帝现在到南郊去祭天，当日就回来的。“一宿”二字，有的版本作“当日”，这是因为不了解“一宿”的意义而误改的。其实“一宿”即“一夜”，亦即“当夜”。因为皇帝出宫去南郊时，还在残夜，故“一宿回”的意思就是说明天早晨就回来。 　　

　　第二首是写皇帝回来之后在丹凤门楼上宣赦。唐代的制度，每逢大赦，都在丹凤门楼前举行宣赦仪式。楼前排列着皇帝的仪仗队，应被赦的罪犯(一部分代表人物)跪伏在楼下。楼前竖起一根长竹竿，竿顶上有一个彩盘。到正午时分，楼上放下一只用金纸饰首的鸡，鸡嘴里啣着赦书。这时，被赦的人和人民观众一齐拜舞，高呼万岁。于是,有五坊小儿爬上竿顶，争取金鸡，下来当众宣读。这首诗就是描写了这次的仪式。从“飞仙争上取金鸡”这一句看来，攀上竿顶的健儿大概是称为“飞仙”。这整个仪式，唐人诗文里常称之为“金鸡放赦”，李白诗云：“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流夜郎赠辛判官》) 　　

　　少年天子重边功，亲到凌烟画阁中。 　　

　　教觅勋臣写图本，长生殿里作屏风。 　　

　　唐太宗于贞观十八年画二十八位开国功臣像于凌烟阁上。以后诸帝，都有增加，故凌烟阁是唐朝历代功臣的画像陈列馆。这首诗说穆宗亲自到凌烟阁去看功臣画像，命令画师摹写功臣的像，放在自己寝殿里作屏风。唐代皇帝的寝殿都称为长生殿。这件事，本纪里不载，但穆宗对边防的重视，则是见于史书的。 　　

　　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 　　

　　每遍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 　　

　　这首诗所咏的是字舞。《乐府杂录》云：“舞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字舞者，以舞人亚身于地，布成字也。”这种舞法到现在还有。金凤银鹅，大概是穿著黄色和白色绣花罗衫的舞女，各自成为一丛。每一遍舞蹈的时候，她们分开在两边，中间一大队舞女卧在地上，排列成“太平万岁”四字。 　　

　　新调白马怕鞭声，供奉骑来绕殿行。 　　

　　为报诸王侵早入，隔门催进打球名。 　　

　　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球。 　　

　　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 　　

　　这两首诗是写宫中球戏的情况。“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壬午，帝幸右军击鞠”(即打球)。又：“长庆二年十一月庚辰，帝与内官击鞠禁中，有内官欻然坠马，如为物所击。帝恐，罢鞠升殿，遽足不能履地，风眩就床。”这是本纪里提到的穆宗爱好打球的事，而且他就是因打球而得了中风症，终于在一年后“崩”掉。 　　

　　前一首诗说新调驯的白马还怕鞭策，所以让内廷供奉先试骑着绕殿走一圈，这就是所谓“进来龙马每教骑”，“供奉”就是宦官。下二句说：要宦官们传令给诸位王爷。明天清早进宫来打球作乐。宦官们还隔着宫门催促外边的官员把打球人的名单送进来。 　　

　　后一首写打球情况。球员们对着皇帝打球，不容易争取第一名，因为在殿前不允许背着皇帝打球。打球完毕之后，宫女们唱过了龟兹乐曲，皇帝就骑着马经过玉楼回宫去了，龟兹是西域国名，这里是指龟兹歌曲。鞘是马鞭，这里用来代表马。宋代诗人周彦质也有一首宫词，其句云：“当殿不教身背向，侧巾飞出足跟球。”也是说在殿前打球不许背向皇帝，只能用脚跟斜踢。这两句诗可以为王建诗的注释，也可知唐宋二代，都有这一条打球规则。 　　

　　御前新赐紫罗襦，步步金阶上软舆。 　　

　　宫局总来为喜乐，院中新拜内尚书。 　　

　　唐代宫中女官有“六尚”。“尚”即“司”，意义是管理。为皇帝管衣裳的女官，称为“尚衣”，管膳食的女官，称为“尚食”，管文书的女官，称为“尚书”。但这个官名与外廷尚书省的各部尚书相同，故加一个“内”字，称“内尚书”。这首诗是写宫中新近请到了一位内尚书，皇帝赐她一件紫罗袄子，她从殿上一步一步下阶，登上软车回自己的院里去，宫中各局的宫人都来贺喜。“总来”即“都来”。六尚女官的办公处称为“局”，如“尚衣局”、“尚食局”等等。《穆宗纪》称：“元和十五年十二月戊寅召故女学士宋若华妹若昭入宫掌文奏。”这首诗大概就是指这件事。贝州处士宋廷芬有五个女儿：若华、若昭、若伦、若宪、若茵，都有才学，欲以学名家，不愿嫁人。贞元中召入禁中，试文章，并问经史大义，帝叹美之，悉留宫中，呼为女学士。贞元七年，诏若华总管禁中图籍。元和末，若华卒，故穆宗于嗣位后诏若昭掌文书，历穆、敬文三朝，皆呼为先生。若宪，文宗时以谗死。若伦，若茵早卒。王建有《宋氏五女》诗赞美之①。此诗所言，即指若昭。 　　

　　御厨不食索时新，每见花开即苦春。 　　

　　白日卧多娇似病，隔簾教唤女医人。 　　

　　这首诗描写后妃的娇态。每逢花开时候(即春天)，就娇弱得象生病一般。“苦春”是“春困”、“春倦”之意，就如夏天身体不健叫作“疰夏”。御厨房里供应的菜餚都不想吃，只要索取时鲜食物。白天都躺在床上，有时起身来隔着簾子吩咐宫婢去叫女医生来诊病。 　　

　　从以上八首诗，王建宫词的题材可见一斑。一般的宫怨诗，题材总不过伤春、悲秋、望幸、失宠，毕竟是空洞的，而王建宫词的题材却是现实的、具体的。当时天下传诵，评价如何，我们现在固不可知，但可以设想，一定有许多人艳羡宫廷生活的奢侈逸乐，也一定另外有许多人憎恨封建帝王的生活腐化，这是随各人的感受而异。至于我们现在读这些宫词，则是把它们作为诗史。杜甫的诗是安史之乱的社会史料，王建宫词是元和、长度年间的宫廷生活史料。 　　

　　王建宫词对后世产生了两种影响。一种影响是宫词这种诗体。五代时，孟蜀的花蕊夫人也作了一百首宫词，记录了蜀王孟昶宫中的情事，现在称为《花蕊夫人宫词》。北宋时有王珪亦作宫词一百首，又有杨太后宫词。此后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人作宫词，不过题材来源已不是直接从宫中传出，而是抄撮文献，编组为诗，不成为诗史了。另一种影响是用一百首七言绝句成为一个组诗，分之则为一百幅小景，合之则为一大幅画面，用这个方法，歌咏一种事物。例如晚唐时有胡曾作《咏史诗》一百首，评赞一百个历史人物，罗虬作《比红儿诗》一百首，追悼亡妓红儿。宋人许尚有《华亭百咏》，歌咏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地方的风土、人情、古迹。这种诗，后世就称为“百咏诗”。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

　　①宋氏五女事见宋尤袤《全唐诗话》，惟若华作若莘。若昭作若照，若茵作若荀。今从王建诗题。

56.张籍：节妇吟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张籍，字文昌，先世苏州人，居于和州，贞元十五年进士，释褐，授秘书郎。历官太常寺太祝，水部员外郎，终于国子司业。唐宋以来，诗文中称人多用官名。同时人相称呼，则用其现任官名，官改则称谓亦改，如张籍为太常寺太祝时，则称之为张太祝，改官水部员外郎之后，即称张水部。后世人则称其最后的官名，如张籍为张司业，韩愈为韩吏部，因为他最后的官位是吏部侍郎。 　　

　　张籍与韩愈为至友，韩愈给他以很大的帮助。他为水部员外郎时，已过五十岁。由于韩愈竭力举荐，才得任国子博士，由博士而至司业。他官位虽不高，但诗名极大。乐府诗与王建齐名，白居易赠以诗曰：“张公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词，举代少其伦。”但张王两家的乐府诗，后世人的评论，颇不一致。或以为王胜于张，或以为张胜于王。大概他们两人的语言，都很平易通俗，不用艰涩隐晦的辞藻。张籍的乐府诗，纯用赋体，单叙事实，不下断语，绝不自己揭出主题思想。故胡震亨说他是“祖国风，宗汉乐府”(《唐音癸整》)。王安石《题张籍诗集》云：“苏州司业诗名老，乐府皆言绝妙词。看是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是赞扬他语言虽然很浅显，功夫却很深,不是容易写成的。 　　

　　现在进讲他的一首《节妇吟》。 　　

　　全诗只用两个韵。第一韵四句，用五言。第二韵六句，用七言。五言四句是叙述这首诗的本事，七言六句是由事而抒情。都用一个女人对一个男子说话的口气。前四句说：你知道我已有丈夫，却还赠送我一双明珠。我感激你对我的爱情，就把这一双明珠系在红罗袄子上。后六句说：我家里有的是高楼大厦，我的丈夫是在明光殿里执着长戟当禁卫军的。我虽然知道你赠我明珠的意思非常明白，但是我不能背弃丈夫，立誓要和他同生同死。因此，我只好滴着眼泪把明珠还你，只怪我们为什么不在我结婚以前遇到。 　　

　　一个男子，热烈地恋爱着一个已结婚的女人．因而赠送她两颗明珠。这个女人对这个男子也有爱情，但她不能离弃她的丈夫。对这个矛盾，她就作出了这样的处理。把明珠收下，“系在红罗襦”，是表示接受了他的爱情。终于又把明珠还给他，是表示自己既已结婚，就不应当背弃丈夫，改适他人。 　　

　　张籍这首诗的全题是“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洪迈《容斋随笔》云：“张籍在他镇幕府，郓帅李师古又以书币辟之，籍却而不纳，作《节妇吟》一章寄之。”据此可知这首诗完全是个比喻。张籍已经接受了别人的聘任，而李师道又派人用厚礼来请他去参加幕府。张籍就写了这首诗辞谢他。诗中的“妾”是张籍自喻，“君”是指李师道。李师道是什么人呢?他原本是高丽人，父李正己，兄李师古，相继为淄青节度使。师古死，师道于元和元年十月，继任郓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平卢军及淄青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当时的节度使虽是棣王李审，但只是名义上的遥领，李师道虽是副大使，却是实际上的节度使。他们父、兄、弟三人踞有平、卢、淄、青一带前后四十年，是今天的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地区的一个大军阀。李师道终因造反失败，于元和十四年被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所杀。东平郡即郓州，是节度使治所。张籍诗题称“李司空师道”，《容斋随笔》称“郓帅李师古”，这里有一点疑义，查《唐书》本传，只有李正己的官衙有“检校司空”，师古、师道都是“检校尚书左仆射”，因此就不能确知张籍此诗是为谁而作，也不能考定此诗的年代。但李氏父兄弟三人都是跋扈的军阀，为人民所怨恨，名声很坏。张籍不受他们的征聘，决不会表现得如此感激。大概是在畏惧李氏威权的情况下，他故意这样措辞，使李氏看了，不至于发怒结怨。或者也是当时文人明哲保身之计，我们可以存而不论。 　　

　　如果撇开这首诗的比喻作用，单就其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首诗反映了一个封建礼教问题。 　　

　　张籍给他这首诗题作《节妇吟》，肯定了这个女人是一个节妇。在北宋初姚铉编的《唐文粹》里，也把这首诗编在“贞节”类目下。可知唐宋人都认为一个女人可以接受别一个男子的爱情，也可以对他表示自己的“感”，只要她不抛弃丈夫私奔或改嫁给那个男子。这样一个女人还没有踰越礼教，她可以算是一个“节妇”。《毛诗·大序》解释“变风”之诗云：“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张籍这首诗的女主人公的态度，先是“发乎情”，暴露了她的得之自然的人性。接着是“止乎礼义”，没有违反人为的礼教。可知这首诗应当属于“变风”，因而也还是不违背诗教的。 　　

　　到南宋时，以朱熹为首的道学家歪曲了儒家的礼教观念，他们对妇女的行为定出了许多灭绝人性的禁条。他们只要求妇女驯服地被束缚在礼教界限中，绝不容许她们暴露人性，非但不许暴露，甚至根本不许她们有人性。这种残酷的礼教观念，影响了以后的文人，在文学批评中也沾染上了毒素。 　　

　　明末的唐汝询，在这首诗后批道：“系珠于襦，心许之矣。以良人贵显而不可背，是以却之。然还珠之际，涕泣流连，悔恨无及，彼妇之节，不几岌岌乎?”(《唐诗解》) 　　

　　同时，贺贻孙在他的《水田居诗筏》中评此诗云：“此诗情辞婉恋，可泣可歌，然既系在红罗襦，则已动心于珠矣，而又还之。既垂泪以还珠矣，而又恨不相逢于未嫁之时。柔情相牵，展转不绝，节妇之节，危矣哉。” 　　

　　这两段评论，对于系珠、还珠这一行为，已经有些贬意，但没有说这不是节妇的行为，只说这个“节”很危险了。 　　

　　《诗筏》刻于清康熙二十三年。三十年之后，即康熙五十六年，沈德潜编成《唐诗别裁》，他不选这首诗，而在张籍的小传下说明其理由：“文昌有《节妇吟》，时在他镇幕府，郓帅李师道以书币聘之，因作此词以却。然玩辞意，恐失节妇之旨，故不录。”他断定诗中的女主人公不能算作节妇,可见他对“节妇”的观念与唐宋人大不同。而且他对诗教的观念，也和汉代人大不同。《唐诗别裁》是有相当影响的书，从此以后，有许多唐诗选本都跟着不选此诗了。 　　

　　贺贻孙还指出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是从汉代乐府诗《陌上桑》得来的，他把这两首诗作了比较： 　　

　　“恨不相逢未嫁时”即《陌上桑》“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意，然“自有”二语甚斩绝，非既有夫而又恨不嫁此人也。“良人执戟明光里”，即《陌上桑》“东方千馀骑，夫婿居上头”意。然《陌上桑》妙在既拒绝使君之后，忽插此段，一连十六句，絮絮聒聒，不过盛夸夫婿以深绝使君，非既有“良人执戟明光里”而又感他人“用心如日月”也。 　　

　　贺贻孙以为罗敷之拒绝使君，态度严峻决绝，而在张籍此诗中，女主人公的态度太软弱柔婉，因而他提出了疑问： 　　

　　忠臣节妇，铁石心肠，用许多转折不得，吾恐诗与题不称也。 　　

　　“诗与题不称”，这是他的措辞委婉，如果坦率地说，就是这首诗里描写的并不是节妇。他以为，如果描写一个节妇，就应当表现她的“铁石心肠”，对赠送明珠的人坚决拒绝，不应该有一点感情。罗敷与此诗的女主人公的行为是同样的，但张籍把他的女主人公描写错了。这是基于宋元以来儒家的贞节观念，从描写手法来评论的。沈德潜所说“玩辞意，恐失节妇之旨”，亦是此意。 　　

　　但贺贻孙又自己解答他的疑问： 　　

　　或曰文昌在他镇幕府，郓帅李师古又以重币辟之。不敢峻拒，故作此诗以谢。然则文昌之娩恋，良有以也。 　　

　　他把这首诗的描写方法结合到它的创作动机。张籍辞谢李帅，不能象罗敷辞谢使君那样决绝，所“不能不婉转其辞，表现得既有感情，又不受聘。因此他肯定此诗的描写方法，是有道理的。 　　

　　现在，我们把贺贻孙的观念总结一下：①从这首诗的本身来讲，它所表现的还不能算是节妇。②从这首诗的比喻作用来讲，可以这样表现。 　　

　　我们知道，一个文艺作品的表现手法是为它的主题思想服务的，而主题思想是为这个作品的教育作用服务的。按照贺贻孙的观念，他显然认为这首诗的表现手法可以为它的教育作用服务，但不能为它的主题思想服务。这样，他的观念就显出矛盾了。 　　

　　矛盾的根源产生于禁止人性的宋儒的礼教观念。 　　

　　锺惺在《唐诗归》中给这首诗的评语，只有短短的一句，却很高明。他说：“节义肝肠，以情款语出之，妙妙。”他肯定这首诗的女主人公是有“节义肝肠”的，但她不是从礼教观念出发，而是从对双方的感情出发。这首诗的好，就好在不宣扬礼教。这个评语，决非唐、贺、沈诸人所能了解，锺伯敬之所以被明清两代正统文人目为异端，我们从这首诗的评价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分歧。 　　

　　对于系珠这一行动，贺贻孙说是“已动心于珠矣”，似乎以为这个女主人公因得珠而动心。这就把她描写成为一个贪财的人了。汉乐府诗云：“何以结相思，双珠玳瑁簪。”可知赠珠是表示爱情，这个女主人公所动心的是赠珠的意义，而不是两颗明珠。故诗句明白地说是“感君缠绵意”。 　　

　　对于“妾家高楼连苑起”二句，贺贻孙的指摘却很有道理。这两句使读者得到的印象是夸耀丈夫的豪贵，因为有此豪贵的丈夫，所以“事夫誓拟同生死”吗?那么，万一她丈夫是个贫贱的人，她又将怎样呢?贺贻孙批评作者摹仿《陌上桑》而把这两句放在不适当的地方，这倒是击中了此诗要害的。 　　

　　一九七九年回月十六日

　　前两天看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也提到张籍的《节妇吟》。他大不以为然，给张籍改作了一首，题为《续还珠吟》： 　　

　　妾身未嫁父母怜，妾身既嫁家室全。 　　

　　十载之前父为主，十载之后夫为天。 　　

　　平生未省窥门户，明珠何由到妾边。 　　

　　还君明珠恨君意，闭门自咎涕涟涟。 　　

　　这是一首封建礼教的顽固卫道者写的诗。他以为一个女人应当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平生连大门口都不去站一会儿，怎么会有人赠我明珠?所以现在还你明珠，不是“感君意”，而是“恨君意”了。为什么“恨君”呢?不是赠珠的人不规矩，而是怪自己一定有行为失检的地方，引得人家来诱惑了。 　　

　　不过这首诗有一个漏洞。既然把这个女人写得如此贞节，连大门口都不出，又怎么会收下这两颗明珠呢?既未收下，又怎么说是“还君明珠”呢? 　　

　　这位瞿诗人写了此诗，自己很得意，以为思想观点非常正确。还说：他的同乡杨复初读了他的大作，评云：“心正词工，使张籍见之，亦当心服。” 　　

　　从这首诗看来，明末的唐汝询似乎还比这位瞿诗人开明些。 　　

　　作《而庵说唐诗》的徐增，也有一段对张籍此诗的评语。他说：“君子之道，贵在守己，不恶人妄为。若在今人，则怒形于色，掷珠痛骂矣。”这位徐而庵讲唐诗，常常有些迂论，但对于此诗，他的理解却比瞿佑、唐汝询、沈德潜都通达得多。他能够理解古人“贵在守己，不恶人妄为”。也知道今人在礼教桎梏下逢到这种情况，必须“怒形于色，掷珠痛骂”，才算贞节。 　　

　　这是明清二代，六百多年间，论张籍此诗最开明的论调，我却想不到在《而庵说唐诗》中发现。锺伯敬还只是从艺术手法这个角度去肯定此诗，徐而庵却是很了解唐人的伦理观念与宋元以后道学家的不同。

　　一九八O年四月十七日

57.韩愈：山石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羁。 　　

　　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发展倾向于轻浮靡丽的时期，尤其是齐、梁、陈三朝一百年间，诗文都只讲文字之美，而内容空虚，思想庸俗。诗则盛行宫体，文则堆砌骈语。经过初唐的沈佺期、宋之问，盛唐的王维、孟郊、李白、杜甫，诗的风气总算纠正过来了，但文体却还以骈语为主。开元、天宝以后，张说、贾至、李华、独孤及、元结等人，曾有志于改变文风，写作醇朴通畅的新散文，但只是个人的努力，而没有成为风气。到韩愈出来，猛力攻击近体文的陈言滥调，主张写散文要学习“三代两汉之书”，要学习孟子、荀子、司马迁、扬雄的文章。除了他自己的实践以外，他的学生李翱，皇甫湜等人也跟着写作新散文。他们的口号虽是复古，其成就却是在继承先秦、两汉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扫荡了六朝以来浮靡骈俪的文风。因此，在文学史上，韩愈的地位，首先是一位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但是，在诗的领域中，韩愈也是一位唐诗的大家。他的作诗，也实践了他对散文的理论：文字要排除陈言滥调，排除隐晦诘曲。思想内容要“言之有物”。就是要求先有情感，然后作诗，不要无病呻吟。这也就是刘勰所谓要“为情造文”，而不是“为文造情”(见《文心雕龙·情采》)。他把诗的语言和散文的语言统一起来，散文里用的词藻，也可以用在诗里。又把散文的语法结构和诗的语法结构统一起来，诗的句法並不需要改变散文的句法。这样，他的三百八十首诗就呈现了一种新的面目：因为不避免散文词语，他的诗里出现了许多人以为生涩、怪僻的词语；因为引进了散文的句法、篇法，他的诗就象是一篇押韵的散文。守旧的人不承认他的诗是诗，说他是“以文为诗”，但无论如何他给唐诗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 　　

　　韩愈的诗，影响了一些同时的诗人，如孟郊、贾岛、卢仝、刘叉、李贺等。这些人又各自有发展和变化，创造了各人独特的风格。但是，在韩愈死后不久，他的影响就消失了，晚唐、五代的诗文，都起了回潮。直到宋代，才有穆修、欧阳修等人起来重振古文运动，而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显然也是韩愈诗派的继承者。 　　

　　宋元以来的诗论家，对韩愈的诗有极不相同的看法。《苕溪渔隐丛话》记沈括和吕惠卿二人谈诗，沈括说：“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吕惠卿说：“诗正当如是。我朝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者。”这两人的观点，可以代表历代评价韩诗的两派。苏东坡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七引)这句话，和沈括的观点一样。承认韩愈的诗是好的。但是由于他们对于诗有一个固执的、保守的认识，他们从诗的面目看，终觉得韩愈是“以文为诗”。尽管“押韵”，还是文而不是诗。吕惠卿从诗的精神看，肯定诗正应当这样做，尽管用了散文的表现方法，但表现得成为诗了。 　　

　　“以文为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不用或少用形象思维，象散文一样直说的句法较多。诗的装饰成分被剥落了，就直接呈现了它的本质。本质是诗，它还是诗；本质不是诗，它才是“押韵之文”。 　　

　　韩愈的诗，已经一反他以前诗人的规律，极少用形象思维了。但由于他毕竟是个诗人，他的诗有丰富的诗意，所以他还有许多很好的诗篇。《山石》是韩愈的著名作品，可以代表他的七言古诗的风格，我们现在就选讲此诗。诗题《山石》，是用全篇开始二字为题，並不是赋咏山石。 　　

　　全诗二十句，一韵到底。描写他在某一天下午游山，在寺里住了一夜，次日早晨出山归家途中的所见所感。这是一首朴素简净的记游诗。开始用二句叙述游山到寺，一路上都是坚硬的山石，行走在若有若无的山路上，到寺时已是蝙蝠乱飞的黄昏时候了。接着又用二句写寺内景物。走上寺院里的客堂，坐在台阶上休息。由于连日雨水饱足，院子里的芭蕉叶都舒展得很大，栀子花也开得很丰肥。以下便写寺中和尚待客人的情况。和尚和客人闲谈，讲起佛殿里有很好的壁画，说着就取灯火照来给客人看，可是客人能见到的画面不多，因为墙壁年代古远，画面大多剥落或黝黑。于是和尚铺床拂席给客人供应晚饭。虽然饭米粗糙，仍然可以解饥。此下二句写夜晚的情况。夜深了，院子里各种昆虫的鸣声已都停止。客人静卧在床上，看见清明的月亮从山岭背后升起，立刻有亮光照进了窗户。接着用四句描写天明后出山回家的情况：这时晓雾还未消散，独自在山里走，出山又入山，上山又下山，随意走去，没有一定的道路。时时看到红的山花，绿的涧水，煞是缤纷烂漫。还有几人合抱的大松树和栎树。如果碰到溪涧，就赤脚踏石而过，这时水声激激，微风吹衣。最后就用四句感慨来结束：象这样的生活，自有乐趣，何必要被人家所拘束，不得自由自在呢?我们这两三个人，怎么能在这里游山玩永，到老不再回去呢? 　　

　　韩愈在贞元八年(公元七九三年)登进士第后，一直没有官职。贞元十一年，三次上书宰相，希望任用，都没有效果。贞元十二年，在汴州，宣武节度使董晋请他去当观察推官。到贞元十五年，董晋卒，军人叛乱，韩愈逃难到徐州。徐州节度使张建封留他当节度推官。十六年夏，辞职回洛阳。这首诗就是贞元十六年秋在洛阳所作。当时他还是初任官取，已经感到处处受人拘束，因而发出了这些牢骚。结句的“归”字是“回去”之意，有人讲作“归隐”，就和“不更”二字矛盾了。 　　

　　初、盛唐诗人作七言古体，往往喜欢用一些对偶句法。即使在杜甫的大篇七古中，也屡见对句。只有韩愈的七古，绝对不用对句。他只象说话一样，顺次写下去，好象不在语言文字上做雕琢功夫。这就是“以文为诗”的一个特征。但是如果把这篇游记写成散文，字句一定还要繁琐，而韩愈则把他从下午到次日清晨的这一次游览的每一段历程，选取典型事物，用最精简的字句，二句或四句，表现了出来。这就毕竟还不同于散文了。他的叙述，粗看时，好比行云流水，没有细密的组织，但你如果深入玩味，就能发现他是处处有照顾的。“无道路”呼应了上文的“行径微”。“出入高下”呼应了上文的“山石荦确”。“赤足踏涧石”呼应了上文的“新雨足”。在黄昏时看壁画，是“以火来照所见稀”；在清晨的归路上，则看见了山红涧碧和巨大的松栎。前后两个“见”字，形成对比。在一句之中，也有呼应。“蝙蝠飞”，是“黄昏”时候，“百虫绝”，所以“静卧”。只有“吾党二三子”和上文的“天明独去”似乎有些矛盾。他这次游山，恐怕是和两三个朋友结伴同行的，要不然，为什么说“嗟哉吾党二三子”呢?但如果有两三人同行，又为什么说“天明独去”呢?看来这个“独”字，不可死讲，不能讲作“独我一人”，而应该讲作“只有我们几个人”

　　。《项羽本纪》叙述沛公兵败成皋时，“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又在鸿门宴上“脱身独去”，其实当时还有从人。这里的独字也是同样用法。 　　

　　何义门(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评这首诗云：“直书即目，无意求工，而文自至。一变谢家模范之迹，如画家之荆关也。”这是赞扬作者的创作方法纯用自然，不刻意做作，而达到极高的境界。宋齐时代。谢灵运、谢惠连、谢眺等一派诗人，创造了描写风景的诗，极力模山范水，在选字造句方面，终有费力的痕迹，而韩愈此诗，却如“荆关画派”的白描山水，不用色采渲染。 　　

　　字句精简而朴素，思想内容直率地表现，使韩愈的七古有一种刚劲之气。施补华在《岘傭说诗》中评云：“七古盛唐以后，继少陵而霸者，唯有韩公。韩公七古，殊有雄强奇杰之气，微嫌少变化耳。”这也可以说是公论。杜甫以后，韩愈的七古，确实可以独霸诗坛。至于嫌他“少变化”，则是思维方法的问题。韩愈为人直爽，他的诗，也象他的散文一样，不喜婉转曲折，始终是依照思维逻辑进行抒写，因而篇法上就没有多大变化。 　　

　　元代诗人元好问写过三十首《论诗绝句》，其中有一首是涉及《山石》的：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技。”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有情芍药”二句是秦少游《春雨》诗中的句于。元好问以为这样的诗句，如果和韩愈的《山石》诗来比较，就知道秦少游这二句是“娘儿们”的诗。说秦少游诗是“女郎诗”，是形容它柔弱无力，反过来也就烘托出韩愈此诗的“雄强奇杰”，有丈夫气了。美学上有温柔的美和刚健的美，韩愈的七古，属于刚健的美。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58.韩愈：落齿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 　　

　　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 　　

　　馀存皆动摇，尽落应始止。 　　

　　忆初落一时，但念豁可耻。 　　

　　及至落二三，始忧衰即死。 　　

　　每一将落时，懔懔恒在己。 　　

　　叉牙妨食物；颠倒怯漱水。 　　

　　终焉舍我落，意与崩山比。 　　

　　今来落既熟，见落空相似。 　　

　　馀存二十馀，次第知落矣。 　　

　　倘常岁一落，自足支两纪； 　　

　　如其落并空，与渐亦同指。 　　

　　人言齿之落，寿命理难恃， 　　

　　我言生有涯，长短俱死尔。 　　

　　人言齿之豁，左右惊谛视， 　　

　　我言庄周云：木雁各有喜。 　　

　　语讹默固好，嚼废软还美， 　　

　　因歌遂成诗，时用诧妻子。 　　

　　选韩愈诗者，大多选他的五、七言古诗，因为韩诗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古体诗中。但在唐人的选集中，《极玄集》、《才调集》均不选韩愈诗。《又玄集》选韩诗二首，一为《贬官潮州作》七律，一为《赠贾岛》七绝，都是属于当时一般风格的诗。可知韩愈那些风格独特的古体诗，在当时还没有被重视。因此也和他的古文一样，没有立即产生影响。 　　

　　选韩愈的古诗者，取舍亦有不同。有的选其“古”，如《琴操》、《元和圣德诗》、《南山》之类，有的选其“怪”，如《陆浑山火》、《月蚀》之类。有的选其比较流利平稳，如《山石》、《雉带箭》、《秋怀诗》之类。这三种面目必须合起来看，才能认识整个韩愈的风格。 　　

　　《落齿》诗从来没有人选取，也几乎没有人齿及。现在我选讲这首诗，作为“以文为诗”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首诗完全不用一般人所熟习的诗的修辞。除了押韵和五言句这两个诗的特征之外，可以说全是散文的表现法。因此，讲这首诗一点也不费力，思想段落仍是四句一绝，我们现在把它译成散文：第一绝说：从去年开始落一个牙齿，今年又落了一个，不久便连续落了六七个，看来落势还不会停止。牙与齿虽然有一点区别，但这里是互文同义。第二绝和第三绝说：“留存着的牙齿都在动摇了，看来总要到落尽才完结，想当初落下第一个牙齿时，只觉得口中有了缺缝，怪羞人的。及至后来又落下两三个，才耽忧年寿衰老，恐怕快死了。因此，每一颗牙齿将落的时候，常觉得中心懔懔。第四绝描写将落的牙齿。歪斜颠倒，既妨碍咬嚼，又不敢用水漱口，可是它终究还是舍弃我而落下了。这时我的情绪好比崩塌了一座山似的。“叉牙”是个连绵词，歪斜旁出之意，是状词，不是名词。第五绝和第六绝叙述习惯于落齿的心理状态。近来已经对于落掉牙齿习熟了，落一个，也不过和上一个差不多，现在还留馀二十多个，也有了思想准备，知道它们会得一个一个地落掉。如果经常是每年落一个，那么还可以支持二十年。如果一下子全部落光，那么，和慢慢地落光也是一样。第七绝说：有人说，牙齿在掉了，看来生命也靠不住了。我说：人生总有一个尽头，寿长寿短，同样得死。第八绝说：有人说：牙齿落空了，左右的人看了也会吃惊。我说：庄子有山木和鸣雁的比喻，山木因不中用，故得尽其天年；雁因为能鸣，故得免于被杀，可知有才与无才，各有好处。我的牙齿落光了，说不定也是喜事。第九绝说：落了牙齿，说话多误，那么就经常缄默也好。没有牙齿，不能咬嚼，那么就专吃软的东西，也同样味美。最后两句是结束：因为歌咏落齿，就写成了这首诗，常常用它来给老妻和孩子们读读，让他们惊笑。 　　

　　全诗只用了一个《庄子·山木篇》里的典故，此外没有必须注释才能懂的辞句，我们演译为散文，宛然是一篇很有趣味的小品文。牙齿一颗一颗地落掉，是每一个渐入老年的人都会遇到的事。作者就利用这一件平常的事，描写他每一个阶段的思想情绪。从紧张到旷达，从忧衰惧死到乐天知命，整个过程，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的态度，是从执着到自然，基本上还是老庄思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体会，也可以说，作者不因落齿而消沉，对人生的态度，仍然是积极的。 　　

　　这样的题材；这样的表现方法，在初、盛唐诗中，确是不曾有过。因此，韩愈的诗和文，在同时代人的心目中，都被认为是一种怪诞的文学。他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集》的序文中说：“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这是记录了当时人对韩愈的态度：始而惊讶，继而讥笑，最后便大施攻击。但韩愈并不动摇，他坚守他的原则：第一，不用陈辞滥调(“惟陈言之务去”)。第二，有独创的风格(“能自树立”)。他说：“若皆与世浮沉，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答刘正夫书》)这是说：如果跟着一般人的路走，而没有独创的风格，在当时虽然不被人排斥为怪，可是也必不能流传到后世。从此也可以了解，韩愈自己很清楚地知道他的文艺创作，不是迎合当世，而是有意于影响后世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的创作是为将来的。 　　

　　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是在复古的口号下实现革新的目的，所以他的第一个原则是“师古”，要向古圣贤人学习。学习些什么呢?他说：要学习古人的意，而不是学习古人的文辞。(“师其意，不师其辞。”)什么是古人之意呢?就是“务去陈言”和“能自树立”。他的散文，以“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师，就是学习他们的创作方法。同样，他的一部分诗，虽然当时人以为怪，其实也还是远远地继承了汉魏五古诗的传统，或者还可以迟到陶渊明。从陶渊明以后，这种素朴的说理诗几乎绝迹了三四百年，人们早已忘记了古诗的传统，因而见到韩愈这一类诗，就斥为怪体了。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日

59.韩愈：华山女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

　　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如浮萍。

　　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晨星。

　　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

　　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

　　遂来升座演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

　　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振动如雷霆。

　　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塞路连辎輧。

　　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

　　抽钗脱钏解环佩，堆金叠玉光青荧。

　　天门贵人传诏召，六宫愿识师颜形。

　　玉皇颔首许归去，乘龙驾鹤来青冥。

　　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匝脚不停。

　　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

　　仙梯难攀俗缘重，浪凭青鸟通丁宁。

　　这首《华山女》，在韩愈的诗作中，是另外一种风格。它和《落齿》比，是不怪，没有散文气。和《山石》比，是从清淡变为秾艳。

　　这首诗也是四句一绝，一韵到底。第一绝四句是叙述街东街西处处都有和尚在讲佛经。撞钟，吹法螺，使寺院里喧闹得很，宫庭是指梵王宫庭，即寺院，不是指皇帝的宫庭。和尚们宣扬积福赎罪，以此来诱骗、威胁愚民，听众像浮萍一样挤得满满的。

　　第二绝和第三绝共八句，叙述穿黄衣的道士也在讲道家经典，以对抗佛教。可是讲座下没有几个人听。可见当时佛教势力大于道教。忽然，这时来了一个华山女道士，她一心要驱逐佛教，使群众归依道教。于是她洗妆拭面，穿著起华美的道家冠帔。红红的面颊，雪白的颈子，青黛的长眉，非常美艳。她就来到道观里升座讲道。叫人把大门关上，不许人开闭。真诀就是仙诀，使人成仙的秘诀。演真诀，就是演讲道家经典。

　　第四绝和第五绝八句，叙述这位美艳的女道士正在讲道的消息，不知给什么人传了出去，一下子群众轰动，如雷震一般。在各个寺院里听讲佛经的人跑空了。骑马的男子，乘车的妇女，都一齐涌到道观里来。道观里人坐满了，后来的人止得坐在院子里，没有地方挤，也听不到。这位女道士讲经的收获，是许多妇女布施了金珠饰物，堆金叠玉，宝光青荧。

　　第六绝四句叙述这位女道士轰动京城的讲道，被皇帝知道了。就传出诏书召唤她进宫去，说是皇后妃子等都要见见她。在皇宫里耽了一时之后，皇帝才点头允许她回去。于是她乘着云龙仙鹤的车子从皇宫里回来了。天门贵人，指宫中派来的使者，如太监之类。玉皇，指皇帝。青冥是天的代词。来青冥，即来自天上。天上，即指皇宫。

　　最后六句叙述这位女道士自从进过皇宫以后，名气越大。就有许多豪家子弟来追求她。这些少年並不是真要修道，而是恋慕她的美色。他们两脚不停地在观门外面绕着走，尽管买通了人去传达情意，可是他们到底是俗缘太重，够不上成仙得道，托人也是浪费。至于那位女道士呢?她住在云窗雾阁之中，有重重翠幔和混金屏风遮掩着。她屋子里的一切事情，都是恍恍惚惚，不是外人所能看见、所能知道的了。

　　整首诗的创作方法是赋，即描写和叙述。最后六句的赋体是隐寓讽刺意义的，但辞句也写得恍恍惚惚，使读者捉摸不定，不知道作者对这位华山女道士的态度到底如何，我们如果把这六句中的第三、四句抽出，把一、二、五、六句连起来读，可知豪家少年都没有能够攀上仙梯，获得女道士的青睐。如果这样讲，那么中间二句的意思，止是说那位女道士是深居修道，非讲经不露面的规矩人物了。

　　韩愈另外有一首《谢自然诗》，叙述贞元十年果州南充县一位女道士白日升天成仙的异事。这是一首五言古体诗，其末尾一大段是正面批判在秦皇、汉武的影响之下，人民崇道求仙的愚昧。以《谢自然诗》和《华山女》相比较，显然可见前诗主题明确，后诗主题隐晦。因为隐晦，所以这最后六句可以解为诗人对这位女道士还是肯定的。

　　宋人许彦周说：“退之此诗，颇用假借。”(《彦周诗话》)这“假借”二字，意义非常含蓄。他的意思是：韩愈虽然不喜欢佛道二教，但在二教之间，他的态度微有不同。他更反对佛教。因为这是外来的异端，而道教是唐朝的国教。一位女道士能讲经打垮佛教徒，他是赞扬的。至于这位女道士的私生活，尽管有各种流言，但豪家少年到底无人能勾搭到她。韩愈虽然没有从正面肯定她，但诗意並没有贬斥她。这就是“假借”的涵义。

　　但多数人讲这首诗，都以为是有讽刺的。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批云：“《谢自然》诗，显斥之，《华山女》诗，微刺之。总见神仙之说惑人也。”又在“云窗雾阁”下批道：“中藏亵慢之意。”这两条批语，说明了沈德潜对此诗的体会。他以为从“云窗雾阁”这一句看来，作者透露了这位女道士的私生活是有暧昧的。以一个淫泆的女道士而能倾动京城里的男男女女，可见神仙之说很能迷惑人。因此，得出评断，说这首诗只是微微地讽刺了一下，不象《谢自然》诗那样明显地谴责。

　　三百年来，大家都依照沈德潜的讲法，说这首诗是讽刺“神仙之说”的“惑人”。而且讽刺得並不尖锐，因为作者对这位女道士还有肯定的一面。我几次读这首诗，总觉得还有可疑。这首诗前半篇十韵二十句，可以说是笔酣墨舞地赞扬这位女道士“扫除众寺人迹绝”的功劳。开头四句叙述和尚讲经的盛况，显然是用了贬斥语气。“广张罪福资诱胁”是说佛家之说惑人，而接下去十六句描写女道士讲经，却全是正面舞墨，並没有揭出神仙之说惑人的意思。后半篇最后六句，除了“事恍惚”三字有点隐晦之外，其馀辞气也都明白。豪门少年追求不到这个女道士，那么她也並不坏啊!能说她是以神仙之说惑人吗?

　　我认为这首诗是讽刺诗，並不是微微地刺了一下，而是狠狠地刺了一下。不过所刺的不是“神仙之说之惑人”，而是当今那“玉皇”和女道士之间的宫闱秘史。这首诗的关键全在“天门贵人”以下四句。这四句隐约地透露了一件事：皇帝派人来宣召华山女道士进宫去，说是六宫后妃都要见见她。既然是后妃要见她，那么见过之后，后妃就可以允许她回去。为什么要皇帝点头，她才能从宫中回来?如果“玉皇”不“颔首”，她还能回来吗?由此可以恍然大悟，原来“六宫愿识师颜形”，不过是“玉皇”的托辞。懂得了这个秘密，才能解释“事恍惚”的“事”字。华山女道士既然和皇帝有过关系，她还瞧得起那些豪家子弟吗?

　　佛道二教极盛于唐代，和尚道士不必劳动而享受十方供养，生活比一般人民富裕得多。不但男子争求出家，妇女也愿出家。不过出家做尼姑要剃光头发，妇女不很愿意，因此女道士多于尼姑，妇女出家做女道士，称为“入道”。唐诗中有许多“送宫人入道”诗，就是送年老宫人出家的诗。她们止有入道，才能出宫，否则就得老死在宫中。道士又称为炼师。唐人有许多赠炼师的诗，多半是赠女道士的。

　　许多妇女以入道为摆脱礼教束缚，取得生活自由的手段。唐朝有许多公主都出家做女道士。著名的有睿宗李旦的两个女儿：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玄宗李隆基的女儿万安公主，她们入道之后，就从宫里搬出来，住在为她们修建的豪华的宫观里，过着奢侈而放浪的生活。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都招集诗人文士宴会作乐，俨然像法国十七、八世纪贵族夫人主持的“沙龙”，当时许多诗人都有为这两位公主写的诗。

　　妇女入道也是改变阶级地位的一个办法。在宫里做公主，不能随便接见外人。做了女道士，就改变了身份，可以自由邀集门下清客了。社会阶级、家庭门第本来不高的妇女，做了女道士，就不属于她原来的阶级，因为僧道不在四民之列。这样，她们就有资格结交达官贵人。皇帝不能宣召一个平民妇女进宫去，但可以请一位有道行的女道士进宫去。

　　武则天本来是太宗李世民宫中的才人，被高宗李治看中了。太宗死后，高宗不能把父亲的宫嫔接收过来。他就暗示武则天出家做尼姑。这样就改变了她的前朝宫人的身份。然后把武则天召进宫去，封为昭仪。这就是宠爱了一个尼姑，不是宠爱了他父亲的宫女。

　　杨太真原来是玄宗第十八子寿王瑁的妃子。被玄宗看中了，就暗示她去做女道士。然后召她入宫，册为贵妃。这样就算爱上了一个女道士，不是爱上了自己的媳妇。

　　大约在盛唐、中唐这一段时期，女道士特别多。诗人李冶、鱼玄机都是女道士，名声也不很好。李治曾被玄宗召进宫去，不过算来她那时年纪已老，不会有什么秘史。韩愈所写的华山女，是个美丽而有口才，轰动一时的女道士，她的被“玉皇”所赏识，这件事就有些“恍惚”了。

　　中唐诗人韦渠牟有《步虚词》十九首，张继有《上清词》一首，都是用道家的歌曲来歌咏女道士的。韦渠牟的第三首落句云：“天高望不见，暗入白云乡。”第四首头尾四句道：“鸾影共徘徊，仙官使者催，何须生羽翼，始得上瑶台。”张继的绝句云：

　　紫阳宫女捧丹砂，王母今过汉帝家。

　　春风不肯停仙驭，却向蓬莱看杏花。

　　这些诗句，恐怕都是暗射女道士入宫的“恍惚”事。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日

60.刘禹锡：竹枝词九首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 　　

　　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江上朱楼新雨晴，瀼西春水縠纹生。 　　

　　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 　　

　　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 　　

　　凭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 　　

　　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 　　

　　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 　　

　　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 　　

　　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 　　

　　个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今徐州)人，贞元九年(公元七九三年)进士。初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中任记室，为杜佑所器重。后从杜佑入朝，为监察御史。贞元末，与柳宗元，陈谏、韩晔等结交于王叔文。时王叔文得宠于皇太子李诵，及德宗病，皇太子即位，是为顺宗。王叔文推荐韦执谊为宰相，而自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这是执掌经济大权的官职。转运使杜佑是挂名的，实权都在王叔文手里。其后，王叔文转官户部侍郎，刘禹锡转官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柳宗元为尚书礼部员外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顺宗在即位以前，早已中风，口不能说话，躺在床上。因此王叔文得以结交太监王伾，专权执政。刘禹锡和柳宗元是这个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故当时称为“二王刘柳”。王叔文当权只有八个月，因为当年八月，顺宗病危，传位于皇太子李纯，是为宪宗。宪宗即位后，立即贬斥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柳宗元贬为台州刺史。接着又再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此外，陈谏，韩晔等六人也都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唐代政治史上所谓“八司马”。王叔文这个集团的政治措施在新旧《唐书》里几乎没有记载，但反对王叔文最猛烈的是各地藩镇，可以想见王叔文必有抑制藩镇的计划。刘禹锡和柳宗元，在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时候，史书上说他们是“颇怙威权，中伤端士”，御史窦群弹劾刘禹锡的罪名是“挟邪乱政”，由此也可以想见这是封建官僚内部的权力斗争。关于这个政治集团的评价，我们让历史学家去探讨。 　　

　　刘禹锡做了十年朗州司马，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召还。宰相本想起用他为省郎。这时他做了一首《玄都观看花诗》，讥讽了执政官，于是又被放逐外出，去做连州刺史。后来改夔州刺史，又改和州刺史。到大和二年(公元八二八年)，才又召还，拜主客郎中。可是他又做了一首《重游玄都观》诗，执政官大不高兴，虽然有宰相裴度的赏识，也只能举荐他为礼部郎中，集贤直学士。裴度罢相，刘禹锡也就被排挤出去做苏州刺史。任满回朝，任和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会昌二年(公元八四二年)卒，年七十一。刘禹锡的最后一任是太子宾客，故后世题他的诗文集为《刘宾客集》。 　　

　　刘禹锡和柳宗元的政治遭遇是同样的。文学声望，在贞元、元和年间，也同样是惊动一时的。但刘禹锡活到七十一岁，柳宗元只有四十七岁。柳宗元终于柳州刺史，刘禹锡在连州刺史之后，还做了三任刺史，一任郎官。晚年还和白居易结交为好友。白居易极口称赞刘禹锡的诗，称之为诗豪。因此，刘禹锡的诗名超过了柳宗元，在长庆、大和年间，他和白居易同为诗坛领袖。 　　

　　因为做了多年的外州刺史，到的地方多，熟悉各处的风土人情，这就丰富了他的诗料。他特别注意民间歌谣，吸收民歌的题材和风格，创作了著名的《竹枝词》，为唐诗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 　　

　　刘禹锡诗集中有《竹枝词九首》，又有《竹枝词二首》，又有《堤上行三首》，都是民歌风格的七言绝句。《竹枝词九首》是最初的作品，因为有一篇序引自作说明：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雎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俚，乃写为《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歙，知变风之自焉。 　　

　　这一段序引，讲到几个问题，需要解释。第一句是说各地的民歌，声音虽有不同，但都是乐曲。“岁正月”，没有说明是那一年的正月。“建平”是个旧郡名，当时称为归州，即今之秭归。这两句，应当是说明作《竹枝词》的时和地，但时既不明白，地亦可疑，因此曾引起后人的研讨，我们留着以后再讲。下文是叙述作者在建平时听到儿童唱竹枝词的情况。这是一种联唱的歌曲，有人吹短笛伴唱，击鼓为节拍，歌的人同时也舞。谁能唱得多，就是胜者。以下五句，是作者对这种民歌的印象。黄钟是正宫音乐，其声词是和平中正的，但羽声是激昂慷慨之音。“黄钟之羽”是和平中带有激昂的音调。激昂是在歌曲的最后部分，象苏州的山歌那样。但也分不出那里是吴声，那里是楚声。“伧”是对吴人的鄙称，“儜”即“狞”，唐诗中常用此字来表示猛烈、激越，这里是指楚声。总之这些歌曲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是很宛转的，有些象《诗经·卫风》中的那些情诗。以下六句说屈原在湖南，因为民间巫师唱的迎神送神歌都用鄙陋的歌词，所以改作较文雅的《九歌》，至今当地人民还在用他的歌词作为舞曲。刘禹锡也摹仿屈原作了九首《竹枝词》，使能唱的人流传开去。最后二句是说他把这九首《竹枝词》附在屈原《九歌》之后，使后世听“巴歙”的人了解“变风”的来源。“巴歙”是巴郡(今四川东部)的民歌，“变风”是关于《诗经》的名词。郑、卫二国的诗，虽然是淫辞艳曲，但还是稍稍变样的“风”诗。十五国风中有正风、变风，文辞音调雅正的诗称为正风，文辞音调有些不端庄的称为变风。这里所谓“变风”，就是指上文的“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 　　

　　从这一段序引看来，刘禹锡开始作《竹枝词》九首是有意继承《九歌》的，后来他又作二首，就另外题作《竹枝词二首》，并不合在一起。另外他又作了《堤上行三首》、《踏歌词四首》，其实也是“竹枝词”，因为这两组诗中都提到“竹枝”。 　　

　　“竹枝歌”是有地区性的民歌，所以其第一个特征是地方色彩。刘禹锡在建平初次听到竹枝歌，仿效屈原拟作九首，也就运用这个地区的山水、古迹、风土、人物。他歌咏到白帝城、白盐山、瀼溪、昭君坊、永安宫，滟滪堆，瞿塘峡中的十二滩、巫峡，都是从夔州到归州这一段长江两岸的山水古迹。杜甫在这里旅居的时候，也有诗提到。《水经注》卷三十三对这些山水古迹有详细的叙述描写，可以参看。 　　

　　至于风土、人物，在这九首歌词里反映出来的有人民在白帝城头和瀼溪桥上的唱歌，有昭君坊里和永安宫外的游女，有旅居在此地的妇人托返回成都的船带信给丈夫，有住在山头的女子到江边来取水，男子到山下来烧草灰肥田。九首诗组成了一幅风俗画。 　　

　　民歌的第二个特征是不讲究平仄粘缀。七言四句的民歌往往用拗体，表现在第三句。刘禹锡这九首也都用拗体，而不用绝句正格。拗体绝句的下半首音调较为急促，苏州山歌也大多如此。所以杜甫作拗体绝句，即称为“吴体”，刘禹锡序引中所谓“激讦如吴声”，也说明了民歌的这一个普遍特征。 　　

　　所谓“竹枝歌”，大概是当地青年男女在竹林里劳作时的对唱歌谣。这个名称也是当地特有的，正如苏州称为“山歌”，是山上劳动人民的歌谣。福建有“采茶歌”，是采茶姑娘的抒情歌谣。山东有“渔歌”，是渔民的歌谣。各个地区的这一类歌谣，都是劳动人民歌唱他们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就是所谓“劳者歌其事”。因此，歌词的题材内容不会越出他们的生活范围以外。歌词的语气也大多自白，很少代言。这是民歌的第三个特征。刘禹锡这九首诗中，第二、四、六、七、八首都是用唱歌者自白的语气。 　　

　　民歌的第四个特征是用眼前景物来作比喻。第二首以“花红易衰”比男子的薄情，以“水流无限”比自己的愁绪。第六首以“波浪不能摧”的滩石来对比来去不定的情人之心。第七首以瞿塘峡中危险的水道来对比“平地起波澜”的人心。意思是说，江水之所以有波澜，是因为底下有石头，而人心则在平地上也会起波澜。 　　

　　利用同音假借字作文学的隐语，是民歌的又一个传统特征。晋代的《子夜歌》有一句： 　　

　　雾露隐芙蓉， 　　

　　见莲不分明。 　　

　　“芙蓉”即是莲花(荷花)，在雾露里的莲花，看不分明。这个“莲”字被用来作“怜”的谐声字。“见怜”即是“被爱”。这里表达一个女子的忧虑，不知道那个男子到底爱不爱她。 　　

　　又有《读曲歌》一首： 　　

　　奈何许! 　　

　　石阙生口中， 　　

　　衔碑不得语。 　　

　　“石阙”即是碑。碑生在口里，即是口里含着碑。“衔碑”是“含悲”的谐声字，这首民歌是一个不幸的女子的叹词，“怎么办啊!我满含悲哀，话都说不出来”。“雾露隐芙蓉”和“石阙生口中”这两句都是为谐声字而作的比喻，不是诗歌的本意。刘禹锡另外有一首著名的《竹枝词》，也用这个传统手法：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东边日出西边雨”，既是晴天，又不是晴天。一个女子听到她的爱人在江船上唱歌，捉摸不定，不知他对自己到底有无爱情。这里就用“晴”字来借作“情”字。 　　

　　这种诗体，称为“风人体”。这个名词，最早见于锺蝾《诗品》。他说谢惠连“工为绮丽歌瑶，风人第一”。似乎是指民歌风格的诗。严羽《沧浪诗话》论杂体诗，有“风人诗”一格。注云：“上句述一语，下句释其义，如古‘子夜歌’、‘读曲歌’之类，则多用此体。”这就是以“晴”字谐“情”字音的方法了。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云：“古有采诗官，命曰风人，以见风俗喜怒、好恶。”这里说明了“风人”是古代的采诗官。但古书中却未见有这个官名。总之，这个名词虽然早已出现，但在唐代才开始流行。当时所谓“风人诗”，后世却称为“谐音诗”。皮日休、陆龟蒙都有几首风人诗，大约在中晚唐时代民歌中盛行这种谐声法，所以刘禹锡也采用在他的竹枝词中。 　　

　　以上举出了民歌的五个特征。事实上，它们是一切民间文学的特征。民间文学的题材内容、创作方法和表现方法，丰富多彩，各地区有它自己的特征，当然不限于以上所提到的五种。刘禹锡能注意到巴东、湘、汉一带的民歌，汲取其内容和形式，写出自己的新颖的诗歌，这就可见他善于向人民学习。自从刘禹锡的竹枚词盛行于世，以后各地文人都摹仿他，用这种形式来歌咏本地的风土人情。于是出现了“广东竹枝词”、“扬州竹枝词”之类的作品，有些还在每首诗下附一段说明，于是“竹枝词”这个名词就变成了“风土诗”的代称，而失去了它的地区意义。 　　

　　《旧唐书·刘禹锡传》说： 　　

　　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襄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词也。 　　

　　这是说刘禹锡作《竹枝词》是在贬官朗州司马时，朗州旧称武陵，就是现在的湖南沅陵。如此，则“竹枝歌”是湘西的民歌了。但是，刘禹锡的自序里明明说这些《竹枝词》是在建平时所作，而且刘禹锡从夔州刺史转扬州刺史时作过一首《别夔州官吏》诗： 　　

　　三年楚国巴城守，一去扬州扬子津。 　　

　　青帐联延喧驿步，白头俯伛到江滨。 　　

　　巫山暮色常含雨，峡水秋来不恐人。 　　

　　惟有九歌词数首，里中留与赛蛮神。 　　

　　这首诗明确地说九首“竹枝词”是在夔州时所作，可知《旧唐书》的记载是错了。夔州和归州是邻郡，可能建平郡原先包括夔、归二州，后来分为二州，故夔州亦可用建平这个旧名。 　　

　　刘禹锡创作的《竹枝歌》，很快便流传到长安、洛阳，成为流行的新歌词。孟东野有一首《教坊歌儿》诗，有句云： 　　

　　去年西京寺，众伶集讲筵， 　　

　　能嘶竹技词，供养绳床禅。 　　

　　能诗不如歌，怅望三百篇。 　　

　　可知佛寺讲经的时候，有伶人唱《竹枝词》的娱乐节目。伶人以能唱《竹枝词》，得到丰厚的供养。孟东野感慨自己能诗而遭遇不如能歌，因而悼念诗道的没落。又有《自惜》诗云： 　　

　　倾尽眼中力，抄诗过与人， 　　

　　自悲风雅老，恐被巴竹嗔。 　　

　　这是说他竭尽昏花的老眼，抄写自己的诗送给朋友，却又怕自己的诗已经过时，反而会被巴州的竹枝词嗔笑。 　　

　　在同时的诗人中，也有许多跟着做竹枝词。现在所能见到的有顾况一首，白居易四首，李涉四首。晚唐五代有皇甫松作六首，孙光宪作二首。 　　

　　“竹枝歌”这个歌名的意义，从来未见解释。我们说它是巴东、湘、汉一带在竹林中劳动的青年男女的抒情歌，也只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推测，没有文献可以证实。但《花间集》中收有孙光宪的《竹枝》二首，《尊前集》中收皇甫松的《竹枝》六首，都以“竹枝”和“女儿”二字为和声，因此，又可以推测它是以和声为歌名的。但是，为什么用“竹枝”和“女儿”为和声呢?这又可以回到第一个推测去，大概最初是有些在竹林里劳动的男青年，爱恋女青年，即景生情，唱出了他们的情感，就以“竹枝”、“女儿”为和声。现在抄录一首孙光宪的《竹枝》： 　　

　　乱绳千结竹枝绊人深女儿， 　　

　　越罗万丈竹枝表长寻女儿。 　　

　　杨柳在身竹枝垂意绪女儿， 　　

　　藕花落尽竹枝见莲心女儿。 　　

　　由此可知当时每一个七言句都分二段唱，每段之后都有和声。唱的是一人，和的可以是许多人，这就是所谓“一人唱，千人和”。“千”是虚数，意思只是说“许多”，白居易《何满子》词云“一曲四词歌八叠”，我们也可以从竹技词的形式中体会到它的意义。“四词”即四句，“八叠”即八段。四句诗分八段唱，可知是唐代歌唱绝句的谱式。 　　

　　皇甫松的六首《竹枝》，形式和刘禹锡的《竹枝词》不同，它们每首只有二句，例如： 　　

　　芙蓉并蒂竹枝一心莲女儿， 　　

　　花侵橘子竹枝眼应穿女儿。 　　

　　而且有一首是用仄声韵的： 　　

　　山头桃花竹枝谷底杏女儿。 　　

　　两花窈窕竹枝遥相映女儿。 　　

　　皇甫松是巴蜀人，他这六首《竹枝》，显然不是依照刘禹锡的诗格写的，很可能他是直接采取了民歌的本来形式，只是两句的短歌。例如《水经注》所载巴东渔人的民歌，也只有两句： 　　

　　巴东三峡巫峡长， 　　

　　猿鸣三声泪沾裳。 　　

　　不论是两句或四句，它们的和声都同样用“竹枝”和“女儿”，这就可知不是文人随意制作，而是民歌的原来样式。竹枝歌之所以用“竹枝”为歌名，可以肯定是这个理由。 　　

　　和声虽然只有两个字音，但也是协韵的。“枝”和“儿”是韵。皇甫松另外有一首民歌《采莲子》： 　　

　　菡萏香连十顷波举棹， 　　

　　小姑贪戏采莲迟年少。 　　

　　晚来弄水船头湿举棹， 　　

　　更脱红裙裹鸭儿年少。 　　

　　此诗以“举棹”和“年少”作和声，“棹”与“少”也是协韵的。 　　

　　竹枝词都用七言绝句的形式写作。绝句是言其诗体，竹枝词是言其内容。清代有一个刘大勤，去问他的老师王士祯：“竹枝词和绝句有什么不同?”王老师回答道：“竹枝词是专歌咏风土的，琐碎的、诙谐的，都可以写进去，一般是要求有风趣，和绝句完全不一样。”(见《师友诗传录》) 　　

　　看来这一对师生的观念都很糊涂，学生的问题已经不合逻辑，老师的回答也还是不合逻辑。这种情况，在清代人的诗话里，经常可以发现。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61.刘禹锡：绝句二首

　　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没有到过南京，但他有五首赋咏南京的诗。南京是六朝故都，江东繁华之地。到刘禹锡的时代，这个城市已不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了，它已荒落得差不多成为一个“空城”。有人写了五首关于南京的诗：《金陵五题》，刘禹锡有感于这个废弃了的故都，也和作了五首。这里我选录了二首。 　　

　　“山围故国”二句是白居易极为赞赏的，认为是“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的佳句。这个故国空城，现在只被山围潮打，不必说出寂寞，已写出了它的寂寞。到了夜晚，城里有些什么?还象当年一样的有灯火楼台、清歌妙舞、彻夜热闹吗?没有了。有的只是当年的明月，还在从女墙上照连城来。诗人说“过女墙来”，这是城里人的语气。夜深了，惟有旧时月色，还象当年一样地照进城来。可知这是一个“空城”。淮水是指秦淮河，不是淮河。 　　

　　朱雀桥边、乌衣巷口，是以王导、谢安为代表的六朝豪门大族的聚居地点。刘禹锡想象中来到这里一看，只见桥边野草开花，巷口夕阳斜照。当年在王、谢家厅堂前结窝栖宿的燕子，倒也还在，不过它们现在已飞到普通老百姓家里去了。 　　

　　两首诗都用“旧时”，今昔盛衰的对比就明白了。旧时月色，所照临的是什么?诗人没有说。旧时的燕子，当年曾飞入王、谢家的堂前，而现在的燕子则飞入了寻常百姓的屋里。前者是含蓄的对比，后者是正面叙述的对比。 　　

　　唐人绝句，一般说来，都不难理解。有许多脍炙人口的诗，例如王之涣的“黄河直上白云间”、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人人都爱读，人人都以为好，可见人人都懂得。其实不然，即使是一首二十八字的七言绝句，各人的理解也不会完全一样。现在选讲刘禹锡这两首诗，我打算以《乌衣巷》这首诗来作例子，搜集宋元以来许多人的解说，看看各人的理解有多少差距。 　　

　　宋人蔡梦弼的《草堂诗话》和蔡正孙的《诗林广记》都引用了刘斧的小说《青琐摭遗》，来说明这首诗的本事：“王榭，金陵人，世以航海为业。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岸。见一翁一妪，皆衣皂，引榭至所居，乃乌衣国也。以女妻之。既久，榭思归，复乘云轩泛海，至其家。有二燕栖粱上，榭以手招之，飞至臂上，取片纸，书小诗系其尾曰：“误到华胥国里来，玉人终日苦怜才。云轩飘去无消息，洒泪临风几百回。’来春，燕又飞来榭身，上有诗云：‘昔日相逢真数’合，如今暌远是生离，来春纵有相思字，三月天南无雁飞。’至来岁，燕竟不至。因目榭所居为乌衣巷。刘禹锡有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 　　

　　这是一个毫无历史知识的妄人胡诌出来的故事。他把王、谢改为王榭，作为一个人的姓名。又把乌衣说成是乌衣国，而乌衣又是燕子的别名。最后又引了刘禹锡这首诗，仿佛以为刘禹锡这首诗所咏的就是这个故事。幸而这个故事编得太离奇了，稍有历史知识的读者不会受其欺哄，因而它没有给后世留下影响。 　　

　　“世异时殊，人更物换，岂特功名富贵不可见，其高名甲第，百无一存，变为寻常百姓之家。……朱雀桥边之花草如旧时之花草，乌衣巷口之夕阳如旧时之夕阳，惟功臣王、谢之第宅今皆变为寻常百姓之室庐矣。乃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此风人遗韵。”这是宋人谢枋得《唐诗绝句注解》中的评语。 　　

　　“此叹金陵之废也。朱雀、乌衣，并佳丽之地，今惟野花夕阳，岂复有王、谢堂乎!不言王、谢堂为百姓家，而借言于燕，正诗人托兴玄妙处。后人以小说荒唐之言解之，便索然无味矣。”这是明人唐汝询《唐诗解》的解释。他以为王、谢住宅，依然存在，不过已为寻常百姓所居，燕子虽然还是飞来栖止，但已不是飞入王、谢堂前，而是飞入寻常百姓之家了。“小说荒唐之言”，即指刘斧的《青琐摭遗》。对于这一解释，吴昌祺的《删订唐诗解》批了一句：“此解最是胜叠山(即谢枋得)。”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批云：“言王、谢家成民居耳，用笔巧妙，此唐人三昧也。” 　　

　　施补华《岘傭说诗》云：“乌衣巷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若作燕子他去，便呆。盖燕子仍入此堂，王、谢零落，已化作寻常百姓矣。如此则感慨无穷，用笔极曲。” 　　

　　以上诸家的解释，互有同异。谢解以为王、谢第宅已百无一存，旧时燕子现在只能飞入寻常百姓人家。唐、沈二家以为王、谢第宅犹在，但已为寻常百姓所居。施氏之意，以为王、谢家已经式徽，但还住在这屋子里。燕子虽然仍入此堂，可是此堂已不属于豪门大族，而沦为一寻常百姓的住宅了。 　　

　　一般人读此诗，对这第三、四句，从来不深入分析。总的体会，都以为作者借燕子来反映南京的盛衰。至于诗人笔下的那些燕子，到底是飞来原处呢，还是飞到别的屋子里，也没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谢枋得的讲法，还是一般读者所理解的。自从唐汝询指出了此诗的“托兴玄妙处”，于是许多人若有所悟，觉得这是诗人的曲笔。原来这些燕子，今天飞进去的老百姓的堂屋，仍是从前王、谢家的堂屋。诗句“飞入寻常百姓家”不能讲作“飞到别处去了”。三百年来，许多人都以为这样说诗，深得作者之意。 　　

　　但是，近来已有人提出了异议。刘永济在《唐人绝句精华》中评施补华之说云：“其说真曲，诗人不如此也。说诗者每曲解诗人之意，举此一例，以概其馀。”又沈祖棻在《唐人七绝诗浅释》中也说；“这‘王谢堂’与‘寻常百姓家’是二还是一，问题并不大。施说的好处在于较为深曲，毛病也在深曲。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客观现象，每每大于作者的主观思想，所以也无妨留供参考。” 　　

　　刘、沈两家的意见是相同的。不过刘说得坚决，以为施补华所代表的讲法是曲解了诗人的本意。沈氏说得婉转。她也以为施补华的讲法是曲解，但她又以为作者并无此意，而讲者不妨如此讲。这就是她所谓“好处在较为深曲，毛病也在深曲”。 　　

　　我把关于这首诗的材料提供在这里，请读者自己思考，应当怎样了解这首诗，怎样评断以上诸家的意见。至于我个人，觉得大家把问题集中在“王谢堂”和“百姓家”，未免找错了重点。应当注意的是“旧时”二字。上句既用“旧时”来形容“王谢堂前燕”，那么“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应当是“现今”的燕子了。诗人想到南京的燕子，在六朝时代，常飞入王、谢家高堂大厦中去做窝，而现在呢，南京的燕子都只能“飞入寻常百姓家”了。“旧时王谢堂前燕”，不能理解为就是今天的燕。旧时和现今，相差五百年，一群燕子，没有如此长的寿命。在诗的艺术方法上，“旧时王谢堂前燕”是虚句，是诗人的想象。“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实句，诗人写当今的现实。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去思考，那么“王谢堂”和“百姓家”的关系就可以获得正确的解释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62.柳宗元：五言古诗四首

　　柳宗元，宇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贞元九年(公元七九三年)进士及第。授校书郎，累迁监察御史里行。贞元二十一年初，参加王叔文政治集团，为礼部员外郎。王叔文与王伾执政，他们勇于革新政治，对地方则要削弱藩镇，提高中央权力；在宫中则杜绝宦官弄权。大约操之过激，触怒了豪门地主的保守势力，不到一年就失败了。柳宗元和刘禹锡在这个集团中是颇受侧目的人物，与王叔文等被称为“二王刘柳”。 　　

　　当年九月，任京西神策行营节度行军司马的韩泰贬官为抚州刺史，任司封郎中的韩晔贬为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贬为台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贬官的诏令宣布后，朝中人士还以为处罚太轻，于是在十月中又再度贬斥。韩泰从抚州刺史再贬为虔州司马，柳宗元从台州刺史再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从连州刺史再贬为朗州司马，韩晔从池州刺史再贬为饶州司马。另外又贬中书侍郎韦执谊为崖州司马，河中少尹陈谏贬为台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贬为连州司马，岳州剌史程异贬为柳州司马，他们也被目为王叔文党与。这就是唐代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事件中的“八司马”。 　　

　　八司马中间，刘禹锡和柳宗元是著名的诗人。但他们二人的诗，风格完全不同。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而他的诗却与韦应物并称。文学史上称“韩柳”，是指二人的古文而言，称“韦柳”是指诗派而言。郊岛与韦柳，这四家诗风同出于盛唐的王、孟，但他们是同源而异流。郊岛的古淡，出于刻意做诗，苦吟觅句，不是自然的襟怀流露；韦柳的古淡，却是出于冲旷的心灵，随缘得句，没有雕琢的痕迹。然而韦与柳之间还是有一点分别。韦较丰腴，柳稍质朴，这或者是为不同的生活境地所决定。柳宗元的诗淡朴到几乎没有特征，在唐代无人称道，直到宋代苏东坡才将他和韦应物并举。苏东垃在《书黄子思诗集后》文中说：“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子厚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馀子所及也。”这两句评语，上句指韦应物的诗，虽较纤秾，却是简古；下句指柳宗元的诗，虽然淡泊，却有至味，不象郊岛的枯槁。苏东坡在《东坡题跋·评韩柳诗》中还说：“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这又把柳宗元与陶渊明并列了。 　　

　　柳宗元的诗今存四卷，似乎都是贬斥以后十馀年间的作品。苏东坡赞扬的所谓“寄至昧于淡泊”的诗，都是摹写山水景物的五言古诗。我们现在选录了三首： 　　

　　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

　　宿云散洲渚，晓日明村坞。 　　

　　高树临清池，风惊夜来雨。 　　

　　予心适无事，偶此成宾主。 　　

　　秋晓行南谷经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 　　

　　黄叶覆溪桥，荒村惟古木。 　　

　　寒花疏寂历，幽泉微断续。 　　

　　机心久已忘，何事惊麋鹿。 　　

　　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 　　

　　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 　　

　　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 　　

　　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 　　

　　柳宗元在永州(今湖南零陵)十年，寄情于游山玩水，写了许多游记文，有著名的《永州八记》，也写了不少山水诗，这三首是其中的一部分。愚溪本名冉溪，是流入潇水的一条溪流。柳宗元把它改名为愚溪，做了好些诗，编成一集，名曰《愚溪诗》。文集中有一篇《愚溪诗序》说明了这些诗的作意： 　　

　　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谓之冉溪。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因家焉，更之为愚溪。又塞其隘为愚池。 　　

　　把冉溪改名为愚溪，借此说明他之所以得罪降官，是由于愚。这是从一肚子牢骚中发出来的讽刺话。但是，他在愚溪附近散步吟诗，却一点也不暴露牢骚的情绪。第一首写雨后晓行，以四句写景，二句抒情。宿云散在洲渚上空，表示雨停了。于是晓日照明了村坞。北池上的高树，被风所吹，使昨夜沾濡在树叶上的雨水受惊而洒落下来。这四句，把雨后晓行的情景生动地勾勒出来。最后说，我心里恰巧没事，因此，非常偶然地可以和这里的景物结个宾主交情。唐汝询解释这两句云：“对此景而心无挂碍，所遇皆良朋也。”(《唐诗解》)这样讲，似乎没有重视原句中一个“适”字。作者并不是对此风景以后，才心无挂碍。他是恰好今天心境安静，因而有资格与山水为宾主。上句一个“适”字，下句一个“偶”字，互相呼应。从这两个字，读者又可以体会到，作者心无挂碍的时候，既然是偶然的，那么，有心事的时候。倒是经常的了。 　　

　　第二首诗以首二句点题，接着以四句写景，二句抒情结束。杪秋即季秋，农历九月。清早起身，在幽谷中赶路，霜露浓重，感到寒冷。溪桥上落满黄叶，荒村中惟见枝干纵横的古树。偶尔见到一些寒花，觉得它们稀疏得很寂寞的样子。溪涧里的流泉也因为秋冬水涸而若断若续。以上描写了幽谷荒村的深秋晓景，接下去两句却使人出于意外。作者忽然提出了“机心”，而下一句的意义又不甚明确。唐汝询解释过两句云：“言机心已忘，则当入兽不乱，曷为惊此麋鹿乎?”，吴昌祺把唐汝询的最后一句改为“何得复惊麋鹿乎”，又加一个眉批云：“子厚自言不惊，唐似说惊，故易之。”(《删订唐诗解》)这样，他们二人对此诗末句的体会就不同了。依照唐汝询的了解，这两句可以解释为：我久已忘了机心，对人对物，都没有伤害他的念头，却不知为什么在这里又使麋鹿见我而惊骇。这样解释，则原句“何事惊麇鹿”的意义，肯定为已经惊了麋鹿。吴昌祺以为末一句应当了解作：怎么会使麋鹿见我而惊走呢!这就是他所谓“子厚自言不惊”。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何事”，二字，既可解作“为什么”，又可解作“怎么会”，所得的意义恰好相反。不过，我以为这首诗的问题，不在于结句意义含胡，而在于作者突然提出机心，与上文毫无关涉。从诗创作的艺术角度讲，这首诗的结尾是根勉强的。 　　

　　第三首的章法结构，和上一首相同。第一、二句点明题目。下四句写景，最后二句抒情结尾。“觉”字应当读去声，是睡醒的意思。醒来听到露水滴落的声音，就起来开门出去，望望西园。望到月亮已从东山背后升起。这一句是偷了陶渊明的诗句：“素月出东岭。”(《杂诗》之一)泠泠是寒风的声音，月光所照，已可见竹根丛中泠泠风动了。远处的涧泉，此时听来，似乎比平时更响。偶然还听到山鸟在喧叫。“闻露坠”，“远逾响”，“时一喧”，这些辞语，都是刻画中夜的幽寂景色。这样，在半夜里眺望园林景色，靠在柱子上不知不觉就到了天明，在一个寂寞的境界中，心里也很寂寞，还将有什么话可说呢?这两句结语，含蓄着他在政治上失败之后的心境。“将何言”包括着双重意义：自己无话可说，也没有可以说话的人。 　　

　　以上三首诗的形式，也代表了中唐时期的五言古诗。第一首《雨后晓行》只有六句，用三个仄声韵。这种形式的诗称为三韵五言古诗(三韵五古)，亦称为五言短古。刘禹锡有三首《初夏曲》，现在抄录其第二首，以资比较： 　　

　　时节过繁华，阴阴千万家。 　　

　　巢禽命子戏，园果坠枝斜。 　　

　　寂寞孤飞蝶，窥丛觅晓花。 　　

　　这首诗也是六句三韵，不过用的是平声韵，第二联作对句，上下句平仄谐合，显然是八句的五言律诗缺少了一联。这首诗称为三韵五言律诗(三韵五律)。亦称为半律诗。五言六句诗在齐梁时代已有，到中唐时代忽然又流行起来，还增加了七言六句的新品种。 　　

　　第二首《秋晓行南谷》，全诗八句，第二、第三联都是对偶句，已具备了律诗的条件。但它用的是仄声韵，因此称为仄韵五言律诗。第三首《中夜起望》也是全诗八句，用平声韵，但不讲究四声谐合，中间二联不作对句，面目虽然象五言律诗，可是它只能称为平韵五言古诗。 　　

　　柳宗元还有一首诗，题作《渔翁》，也是著名的，并且引起过讨论的作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这就是七言六句的古诗，也可以称为七言短古。此诗，写渔人夜宿岩下，晓炊竹柴，烟消日出，放舟中流的安闲生活。“天际下中流”句法与“黄河远上白云间”一样，写远望湘水上游的景色。岩上有无心的云正在浮过，好象互相追逐。“云无心以出岫”，是陶渊明《归去来辞》的句子，以“无心”来形容云，这云是渔翁的主观认识。天上浮云，虽然形似互相追逐，实则彼此都是无心的。唐汝询解释此句云：“泛舟中流，而与无心之云相逐，岂不萧然世外耶。”他以为“相逐”是渔翁与云相追逐，这样体会，恐怕没有人会赞同。这一句的意义，仿佛比喻渔翁的一切生活和行动，都象岩上的浮云一样，任其自然，毫不用心。 　　

　　苏东坡极欣赏这首诗。他有一段议论道：“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末两句，虽不必亦可也。”(《冷斋诗话》引)他以为此诗之妙在有奇趣。他所谓有奇趣，是指那些好象反常，却仍是合于道理的作品。东坡这个观点，我很怀疑。这首诗所表现的并没有反常的思想感情，东坡所谓奇趣者，不知从何见得。他又以为此诗结尾两句是多馀的，可以删掉。这一意见，我倒是同意的。大概柳宗元当时有意要写一首三韵的诗，可是他没有注意三韵诗的结构原则。三韵诗最忌是写成一首绝句加两句，而柳宗元恰好犯了这一错误。“烟消日出不见人”，这一联和“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很相象，已经是结尾的句子。下面再加上“回看天际下中流”二句，就显得是多馀的了。 　　

　　柳宗元做了十年永州司马，潇湘之间的清幽的山水给他提供了不少恬淡的诗文资料。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三月，八司马同时获得升迁。不过此时已有三人故世，只有虔州司马韩泰升任漳州刺史，饶州司马韩晔升任汀州刺史，台州司马陈谏升任封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升任连州刺史，而柳宗元则升任柳州刺史。 　　

　　到了柳州之后，柳宗元的诗风显然有了转变。他写了较多的七言诗，思想情绪也活泼兴奋起来，永州时期的那种寄消沉于闲淡的风度退隐了。他积极从政，为柳州人民做了不少好事。还写了许多描写少数民族生活的诗，和刘禹锡一样，使唐诗中出现了一个新品种——风土诗。可惜的是，他在柳州的生活只有四年，在元和十四年就病故于柳州，不能象刘禹锡那样长寿，还有更多的诗篇传之后世。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63.孟郊：诗三首

　　自从陈子昂以《感遇》诗复兴了汉魏风格的五言诗，唐诗中一向存在着一派古淡的传统。开元、天宝年间，王维、孟浩然是陈子昂诗格的继承者。接下去，元结选录《箧中集》，其中所收的诗也都是古淡一派。大历十才子的作品中，有不少王、孟的影响。五言古体诗，当然不必说，没有人再作梁陈宫体，就是五言律诗，也好象没有出现某些七言律诗那样的秾艳之作。我们仿佛觉得，五言诗与七言诗，不但是句子长短的不同，也有风格的不同。七言诗可以写得秾艳、流利、旋律快速，而五言诗，不管是古体还是律体，同样都只能写得古淡、庄重、声调缓慢。 　　

　　王、孟虽然以风格相近齐名，但王维诗的古淡与孟浩然诗的古淡，毕竟还有不同。这是由于二人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思想情绪的不同。王维是地主、宦门，生活富裕，无忧生之叹。他过的是冲和闲适的生活，依仗他的高度的语文艺术，写出了他那些古淡静穆的五言诗。王维诗集里极少七言诗，大概就因为七言诗体不适宜于表现他的思想情绪。孟浩然是个寒士，从襄阳到长安，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门，写了不少乞求提拔援助的诗，可是始终不得进士及第。尽管他人品高洁，表现得非常旷达，但内心里是有痛苦的，不遇和贫困的叹息，在他的诗中经常可以听到。他的诗也都是五言诗。 　　

　　孟浩然死后四十年，出生了又一位姓孟的诗人：孟郊。孟郊非但和孟浩然同姓，他的诗也和孟浩然同一风格。我们可以说孟郊是孟浩然的继承人，但他的诗比孟浩然的诗更为古淡清寒。孟郊，字东野；湖州武康人，父庭珍，官崑山尉，生三子，郊、酆、郢。郊随父居洛阳，父早卒，郊奉母居，贫甚。刻苦吟诗，不趋时尚，隐居嵩山，称为处士。认识了韩愈，韩愈极赏识他的诗。他和张籍，卢仝同为韩愈最契合的诗友。但是他应进士试，竟一再失败，直到贞元十二年(公元七九六年)，才得及第，已四十六岁了。成进士后，在洛阳及江南住了四年，再到长安，应吏部选，得任溧阳尉。于是奉母就任溧阳。但是这个五十岁的县尉，只会终日吟诗饮酒，不会办公事。县令无奈，只好另外找一个人代他办公，称为假尉，分掉他的一半俸禄。溧阳尉罢任之后，在洛阳闲居二年。河南尹郑馀庆奏请他为水陆运从事。他娶于郑氏，可能是郑馀庆的族人，故郑馀庆照顾了他，并且曾亲自去拜见他的母亲。但孟郊之得到郑馀庆的照顾，主要还是由于韩愈的推荐。孟郊为溧阳尉即将去任的时候，韩愈曾写了一首《荐士》诗给郑馀庆，竭力赞扬孟郊的诗才与品德，希望郑馀庆提拔孟郊。过了两年，这首诗才见效。不久，孟郊因母亲逝世，只好丁忧居丧。五年以后，郑馀庆为兴元军节度使，又奏请孟郊为参谋，于是孟郊带了他的妻郑氏同去兴元。岂知走到阌乡，忽然得了急病而死，这是元和九年八月乙亥日，享年六十四岁。十月一日，葬于洛阳城东先墓旁，韩愈为作墓志铭。张籍倡议私谥曰贞曜先生，故韩集中题《贞曜先生墓志》。 　　

　　孟郊虽然博得一个进士及第，也总算做过一任县尉，一任河南府水陆运从事，功名似乎比孟浩然好些，但他的经济情况，恐怕远不如孟浩然。他搬家的时候有一首《借车》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其贫穷可想而知。此外，孟浩然有儿子，孟郊生了三个儿子，都不幸早夭，韩愈在他失去第三个儿子时写了一首《孟东野失子》诗安慰他，他自己也有《悼幼子》诗。此外，他还有《杏殇》诗九首，也是哭儿子的诗，其孤苦又可想而知。由此看来，孟郊的生活之艰苦与贫困，更甚于孟浩然。因此，孟浩然诗的古淡出于胸襟的旷达，而孟郊诗的古淡是寒士的悲鸣。 　　

　　韩愈是唐代散文的革新家，在“文起八代之衰”的复古口号下，要求写文章必须用自己的语言，而千万不可用“陈言”。他的散文，在修辞造句各方面，都创造了新的路子。他的诗，也清淡得象散文一样，使后世人说他是以文为诗，孟郊的诗之所以获得韩愈的高度赞扬，就由于他们二人的艺术观念及实践走的是同一条路子。韩愈在《荐士》诗中赞扬孟郊是陈子昂、李白、杜甫以后的材力雄骜的诗人：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 　　

　　后来相继生，亦各臻阃奥。 　　

　　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 　　

　　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 　　

　　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 　　

　　敷柔肆纡馀，奋猛卷海潦。 　　

　　在《贞曜先生墓志》中，韩愈给孟郊的诗写下了最后的评语： 　　

　　及其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唯其大玩于词，而与世抹杀。 　　

　　这两段评语，本身已不容易解释，但它们的用字造句，已体现了韩、孟二人共同的创作方法。韩愈称许孟郊的诗句是：“横空盘硬语”，但是“妥帖”而有力。后来王安石就用这两句来称赞韩愈的作品。选用新的字眼，创造新的语词，不顾四声谐合，故意做生硬的句子，完全不用形象思维，以直说的方法表达自己幽忧的思想情感。有时推己及人，对被压迫、被奴役的下层人民寄与同情，使他的许多作品有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孟郊的诗，现在还有《孟东野诗集》十卷，三百多篇。从来选诗的人，对于他的诗，没有一致的选录标准，因此就没有公认的代表作。许多选本里都选了他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全唐诗》这首诗题下有一个小注：“自注，迎母溧上作。”说明此诗是孟郊任溧阳尉时迎接他母亲而作。但看诗意却不对头。诗意分明是儿子出门旅游，临行时母亲为他缝制衣服，儿子有感而作。看来这个注不很可信。第三、四句从来没有注解，但如果不知道这里隐藏着一种民间风俗，就不能解释得正确。家里有人出远门，母亲或妻子为出门人做衣服，必须做得针脚细密，要不然，出门人的归期就会延迟，在吴越乡间，老辈人还知道这种习俗。“寸草心”是指儿子的一点孝心，“三春晖”是比喻母爱的温暖。 　　

　　这首诗，刘须溪评之为：“诗之尤不朽者。”(《评孟东野集》)贺黄公云；“真是六经鼓吹，当与退之《拘幽操》同为全唐第一。”(《载酒园诗话又编》)这是从儒家教忠教孝的观点来评品其思想教育作用，若论诗的艺术，则此诗毕竟还浅，不能为孟郊的代表作。 　　

　　现在我选讲三首诗，代表他的三个方面，第一首是具有社会意义的： 　　

　　长安早春 　　

　　旭日朱楼光，东风不惊尘。 　　

　　公子醉未起，美人争探春。 　　

　　探春不为桑，探春不为麦， 　　

　　日日出西园，只望花柳色， 　　

　　乃知田家春，不入五侯宅。 　　

　　这首诗通体字句平顺，见不到“钩章棘句”的特征。“风不惊尘”即“风不扬尘”之意，只有这个“惊”字是孟郊的炼字法。“探春”是唐人春游的名词，《开天遗事》云：“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为探春之宴。”诗人看到在晴和的早春天气，城中美人都出郭作探春之游。可是，这些从五侯第宅中出来的公子美人，他们所探的春，只是花容柳色，而农民在这早春季候所关心的却是桑麦的收成。因此，诗人发出感慨，叹息田家的春光不是五侯第宅中的春光。长安早春，是封建贵族和农民所共有同享的，但是他们对春天的认识却如此之不同。作者只用最后十个字，刻画了封建贵族的不知稼穑之艰难。 　　

　　其次，我再从《寒溪诗》几首中选了最后一首： 　　

　　溪风摆馀冻，溪景衔明春。 　　

　　玉消花滴滴，虬解光鳞鳞。 　　

　　悬步下清曲，消期濯芳津。 　　

　　千里冰裂处，一勺暖亦仁。 　　

　　凝精互相洗，漪涟竟将新。 　　

　　忽如剑疮尽，初起百战身。 　　

　　《寒溪》诗八首，用许多奇特的描写和比喻来赋咏大地回春、雪消冰解的溪水。这八首诗的作者意图，不易捉摸，似乎是诗人的生活在艰难困苦了好久之后，获得好转，有春风解冻之感。这八首诗的用字、造句、构思，都可以见到孟郊的特征。 　　

　　第一、二句，溪风摆脱了馀寒，就是说溪上的风有暖意了。因此，溪上的景色显露了明亮的春光。这个“摆”字和“衔”字，一般人都不敢用，也不愿用的。第三、四句形容溪水解冻，“玉消”表现冰块之白，融化时如玉之消，好象一滴滴的白花。“虬解”是形容整个冰溪如一条龙似地在融解，在阳光中闪亮着如一片片的龙鳞。第五、六句写诗人在清溪曲处，把脚伸下去，想在春芳的溪水中冼洗。“悬步”这个语词，也是诗人的新创，形容脚步象挂下去那样。“消期”的“消”字有点费解，不知是不是可以读作“稍”字。第七、八句说，在洗脚的时候，感到千里长溪，只有此处的冰已融裂，虽然只有“一勺”那么小的暖意，也可以觉得是大自然的仁心了。第九、十句是形容冰块互相冲洗，溪水流动若新的涟漪，“凝精”指冰块，“涟漪”是冰化成的溪流。最后两句把整个冰冻的寒溪比之为遍体疮痍的百战之身。现在冰融水暖，好象剑疮都已愈合消失，百战之身重又获得了新的生命，站起来了。 　　

　　教坊小儿 　　

　　十岁小小儿，能歌得闻天。 　　

　　六十孤老人，能诗独临川。 　　

　　去年西京寺，众伶集讲筵。 　　

　　能嘶竹枝词，供养绳床禅。 　　

　　能诗不如歌，怅望三百篇。 　　

　　这是我选的第三首，用它来代表孟郊的许多悲叹生活遭际的愁苦诗。教坊是唐玄宗设置的宫廷音乐机构，这里培养出许多歌童舞女。诗人看到一个十岁的歌童，因为歌唱得好，便受到皇帝的恩遇。闻天，就是为皇帝所知名。接下去就对照到自身：一个六十岁的孤老人，虽然以能诗著名，但却不为皇帝所知，只好独对川流，象孔老夫子一样叹息年华如逝水般过去(临川是用《论语》“子在川上”的典故)。去年在长安的大寺里，曾经举行过盛大的佛会，许多歌伶都集中在那里赛歌。有人能唱“竹枝词”，就可以端坐在绳床上享受供养，而我这个能吟诗的孤老人，却不如那个能歌的后生小子，因此只好惆怅地翻看《诗经》，慨叹诗道凌夷。这里反映出一个情况：“竹枝词”是刘禹锡在巴鄂之间采访得来的民歌，经他写成诗体传诵一时。看孟郊这首诗，可知当时“竹枝词”已大为流行，能唱“竹枝词”的歌伶，极受欢迎。孟郊另有一首《自惜》诗，前四句云：“倾尽眼中力，抄诗过与人。自悲风雅老，恐被巴竹嗔。”也表示了他感到自己的诗已为陈旧的风雅，不如新流行的巴州“竹枝词”之为世俗所爱唱。 　　

　　以上三首诗，大致可以代表孟郊的几种风格。这些风格，在思想内容方面，是他的孤苦贫寒的生活的表现，在艺术创作手法上，是他的孤僻、高洁、不谐俗的性格的表现。而他的独特的性格，也正是他的生活造成的。此外，韩愈的影响，恐怕也是酝釀成孟郊诗格的外来因素。 　　

　　孟郊的诗，虽说上承陈子昂、王维、孟浩然的传统，但他的诗已不能用“古淡”二字来评品。韩愈《荐士》诗中称他为“酸寒溧阳尉”，刘叉《答孟东野》诗中也称他为“酸寒孟夫子”，“酸寒”二字是概括他的生活和诗格的。与孟郊同时，有一个诗人，比孟郊小二十八岁，也为韩愈所赏识，这就是做过和尚的贾岛。贾岛的诗和孟郊同一风格，故苏东坡并称之为“郊寒岛瘦”。此二人在唐诗史上以寒、瘦著名，清代曾有过一个爱诗的贵族，为孟郊、贾岛二人合刻了一部诗集，即名为《寒瘦集》。 　　

　　孟郊的诗，到了北宋时代，发生了两种影响，一种是他的诗法，随着韩愈的文艺理论，影响了宋诗，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其间生涩的用字和拗硬的句法，都可以说是有孟郊、贾岛的影响在内。一方面是孟郊的诗在北宋曾引起过新的评价，宋人对孟郊的诗，一般是肯定的，但同时不喜欢他的诗，以为是太枯槁无味。苏东坡有二首《读孟郊诗》，现在都引录在这里： 　　

　　夜读孟郊诗，细字如牛毛。 　　

　　寒灯照昏花，佳处时一遭。 　　

　　孤芳擢荒秽，苦语馀诗骚。 　　

　　水清石凿凿，湍激不受篙。 　　

　　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 　　

　　又似煮蟛越，竟日嚼空螯。 　　

　　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 　　

　　人生如朝露，日夜火销膏。 　　

　　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 　　

　　不如且置之，饮我玉卮醪。 　　

　　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语。 　　

　　饥肠自鸣唤，空壁转饥鼠。 　　

　　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 　　

　　有如黄河鱼，出膏以自煮。 　　

　　尚爱铜斗歌，鄙俚颇近古。 　　

　　桃弓射鸭罢，独速短蓑舞。 　　

　　不恍踏船翻，踏浪不踏土。 　　

　　吴姬霜雪白，赤脚浣白纻。 　　

　　嫁与踏浪儿，不识离别苦。 　　

　　歌君江湖曲，感我长羁旅。 　　

　　两首诗表现了苏轼读孟郊诗后的感想。在寒灯下读小字的诗集，觉得时常发现“佳处”，仿佛从“荒秽”之中发现了“孤芳”，虽然都是些“苦语”，也还是诗骚之馀绪。这些诗，是一位饥寒诗人的呼唤，句句都是从肺腑中迸发出来，可是它们出来之后，却使读者也愁到肺腑。以上是苏东坡给孟郊诗的评价。但是，他却不爱读这种诗，他以为读这种诗，如食小鱼，得不偿劳。人生短促，何必使两耳去听这种寒虫哀鸣的诗呢?于是，孟郊诗的佳处，又正是苏东坡不爱读孟郊诗的理由。但是，在第二首诗中，苏东坡又说，尽管他憎厌孟郊的诗，自己却也不免要做几句孟郊式的诗，因为孟郊的诗，能触动他的旅羁之感。 　　

　　苏东坡在这二首诗中，矛盾地表示了他对孟郊诗的感受，这也正代表了后世一般读者的看法。宋人诗话中，常有论到孟郊的，大多肯定他的诗的风格，而不喜欢他的愁苦的音调。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郊耿介之士，虽天地之大，无以容其身，起居饮食有戚戚之忧，是以卒穷以死……甚矣，唐人之不闻道也。”(《诗病五事》)这就批评到孟郊的世界观，以为他不善于安贫乐道。可是，如果孟郊能象宋代儒生那样安贫乐道，也就不会留下这许多酸寒艰涩的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