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梦里见过的小学，常常包围在一片金黄的林荫中，阳光透过一棵棵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梢，投下星星点点的光晕。一阵轻风吹过，片片黄叶飞落而下，铺满斑驳的水泥操场。我还常常在梦里看见校门口的木芙蓉树，芙蓉花开的季节，风中摇曳着一树粉红。还有食堂门口轻舞柔条的柳树，蓝球场边郁郁葱葱的夹竹桃，晚自习时随着夜风不时飘进教室的夜来香……

从年到年，我和同伴们一起在老村的溪口小学上满了七年（含幼儿园）。那是村里 的一所学校，含幼儿园加六个年级，一个年级两班，每班有四十多名学生，无论规模还是师资条件，都仅次于当时镇上的中心小学。

我升入初中的第二年，小学便随着举镇的库区拆迁率先搬到了新村的面头山，并一直延续到现在。从这个意义说，我们是老校区的 一届毕业生，虽然在后续的很长时间里，我不只一次地路过和进去过新村的小学——近三十年的时间一晃而过，昔日的新校舍时至今日也早已老态龙钟。但在我的记忆中，溪口小学的老校依然只有一座，在昔时的老村里，在今日的烟波下，在我们的记忆中。

学校不大，却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教学楼是双层的一排木板房，呈折尺形排列，1-3年级在楼下，4-6年级在楼上，拐角处刚好作教职工办公室。或许因为年代久远，木地板开裂了不少，踩在上面，嘎吱作响，一不小心还会把脚尖或脚跟陷进去。下课或放学，走廊上人来人往，便会荡起许多烟尘，在阳光下像无数快活的小精灵，上下翻飞。

教学楼环绕着水泥操场,小的也仅够全校学生课间勉强摆开队列做第6套广播体操。因为空间有限，做早操的时候，有的班级便不得不挨着操场周边的法国梧桐树，错落排开。

早些年，学校还没有正规的周一升旗仪式，后来大概上面有要求，便在操场前端中央靠近办公楼位置，用水泥垒起个一米多高的旗坛。正对旗坛的二楼走廊也安装上麦克风。每逢集训，表现 的高年级学生，胳膊上别着大队长的三道红杠，站在旗坛上代表全校师生整队和升旗。之后，校长或教导主任便会站在二楼的走廊上，对着红布缠绕着的麦克风话筒，中气十中地演讲或训话，气流透过高音喇叭，在操场上空久久回荡。

然而多数时间，台下的我们心不在焉，位置便利的更将身影缩在班主任老师们目光看不见的树梢后，看树根下面的蚂蚁搬家、蜗牛上树，或者用指甲在裸露的鱼肚白的树皮上漫无目的地鬼画符着……只等一声解散的口哨，于是轰隆隆成鸟兽散。

教学楼背面还有一个简陋的土操场，因为安有蓝球架，我们日常都叫蓝球场。虽是最原始的黄土地，却不妨碍我们在阳光下挥汗如雨。尘土飞扬间，中间的黄土地早被踩的硬实平整，但球架的两头依然杂草丛生，野花盛开，春天的时节吸引来蜜蜂和蝴蝶在上面飞舞流连。

或许那时真是阳光太足，万物生长总是过于繁茂，以至每年暑假之后，高年级同学总要带着锄头来这里进行 次大扫除，但无论怎么锄，到了来年必定又是春风吹又生。

而位于两块操场间的教学楼，主体的教室环境也很简陋，前后黑板，左右两面简易粉刷的白墙上，嵌着几扇玻璃窗户，中间便是两人合坐的四组课桌椅。椅子是木头的长条凳，桌子是木头的长条桌，年深日久，桌面疙疙瘩瘩，还有不少“刀耕火种”的痕迹，祖师爷大概就是那位在三味书屋里刻下“早”字的豫才先生吧。

但那时，男女同桌的我们倒不喜欢刻“早”字，最喜欢的是在二分之一的中间画上条 。无论桌子换了多少主人，这条中间的刻痕总是越来越深——在我们懵懂而不知感情为何物的小学时代里，总爱把异性的同桌视为阶级敌人，理所当然、旗帜鲜明地捍卫着自己的领地；而等到我们升上初中，开始逐渐进入异性相吸的年纪、渴望“借半块橡皮”的旖旎时，老师却再也不给我们创造男女同桌的机会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 的悲哀。

小学期间，我和廖克群分在（1）班，杨建银分在（2）班，中间就隔着一层单薄的板壁。所以多数时间，我们仍然形影不离，形成相对固定的圈子，这个圈子后来随着新朋友的加入、老朋友的疏远而不断调整，到小学毕业的时候，俨然也有近十人左右的规模。

廖克群以超出同龄人的牛高马大，毫无疑问成为我们中的灵魂人物，他也是我小学时代里相伴时间最长的同桌。

最初老师同意我们坐在一起，是因为我学习成绩比他好，可以取长补短。后来把我们调开，则因为我们个子差距实在太大，高低起伏，比例失衡。

廖克群四肢发达，身体素质极好，据说他父亲从小就跟着拳师“摊拳头”（即练拳），不知是不是受此影响，从小他就喜武厌文。他家后院的梁下一直吊着一个沙包袋，空的时候，常常见他不知疲惫地在那里挥汗如雨。

而一到写字背书，他就明显耐心不足了。他在学校的表现，用今天的话来形容，很有些特立独行，甚至是桀骜不驯。例如老师要求写生字，用“田”字格写满一页，我们都用铅笔，老老实实地抄写。他却抡起粗重毛笔，字字千钧，墨透纸背，别人写9个字的空间，他1个字就占全了。可惜老师们都不认可他的这种小聪明， 往往追加不少体力劳动作为惩罚，如擦玻璃、倒垃圾、扫教室等。每回在我看来，廖克群都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可每回他都乐此不疲。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便干脆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疯子”。他则回敬我为“木头”，意思是我木木呆呆，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开始只是我俩互相叫着玩，后来却传开了，成为我们一生的绰号。

小学期间，我们的老师很少跟班，几乎上一两年级就换一批，但都一无例外地以教学严厉著称。学习上达不到老师要求，罚写字背书是司空见惯，罚义务劳动也是家常便饭，有时还会罚站、打手心等。

那时的教学环境比现在单纯的多，没有课外班，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