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维城《木芙蓉》绢本镜心41×39cm清

近些年来，网上经常有人用逗趣的对比图片自嘲人生不顺。其实早在清朝便有这样一位画家，以极端“拉仇恨”的方式轻松走上人生巅峰。那么他究竟是谁？

钱维城《花卉四屏》纸本设色×44cm清

钱维城《行庐清供》纸本设色.5×25.1cm清

钱维城（-）初名辛来，字宗磐，一字幼安，号纫庵、茶山，晚号稼轩，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常州地区自古以来文脉绵长，文人雅士辈出且不乏以诗书传家的大家族。钱维城生于与钱陈群同族的官宦之家，自幼受到文学艺术熏陶，聪颖早发、悟性高妙，读书过目不忘，十岁能为诗，十九岁中举。

乾隆十年（），年仅26岁的钱维城在当年殿试时高中“一甲一名进士”，是为状元，随即授翰林院修撰，历任右中允，入直南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侍读学士等，官至刑部侍郎（从二品）。

钱维城《灵山仙苑图》绢本设色82×50cm清

钱维城是一位优秀的官员。不论是在刑部侍郎任上提出《大清律例》的漏洞，还是查审贪墨、平定民乱，他都出色地履行了自己作为官员的职责。不过这些被记录下来的功绩都不及他作为乾隆朝重要的词臣画家所创造的艺术成就为后人所熟知。

钱维城《四景山水四条屏》绢本设色×53cm

词臣即文学侍从之臣，是皇帝身边从事文书撰拟，随时为皇帝提供历史、文学、典章制度等方面咨询的馆员。其中擅长诗文辞赋、丹青绘事，经常奉命与皇帝唱和、鉴赏书画以及常以画作进呈皇帝者，则可称为词臣画家。

钱维城《松声泉韵》绢本镜心33×27cm

乾隆朝虽有“如意馆”这样几乎等同于宫廷画院的机构，画师亦技艺高超，但由于他们往往不善文辞，仅以绘画作为职业，故无法和皇帝形成互动。只能利用技法特点，创作一些纪实性、叙事性、装饰性较强的作品。相比之下，像钱维城这样饱读诗书、学养深厚的词臣画家则有着先天的优势。相似的知识背景，使他们创作的作品更接近皇帝的审美格调。乾隆皇帝还常常在完成的画作上品题诗文，抒发鉴赏体验，有时还要求词臣们相互唱和，开展艺文互动。

钱维城《三清图》绢本设色×43cm

钱维城自乾隆十五年（）充日讲起居注官，至乾隆三十七年（），侍君22年，仅《石渠宝笈续编》及《石渠宝笈三编》中，就收录其绘画作品件，书法作品43件。而实际的创作数量则肯定远远超过此数。加之为皇帝创作“臣”字款作品必然尽心竭力不敢有半点马虎，钱维城在绘事上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十分巨大的，绝不亚于宫廷职业画家。

钱维城、乾隆《御题山水册》

钱维城在绘画技法上的学习可谓人尽可师。他的绘画远学元代四家——黄公望、倪瓒、吴镇、王蒙；近学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徽、王原祁。其中每个人绘画技法中的精髓都被钱维城吸收，并为己所用。

钱维城《太行松雪》绢本镜心31×31cm

不过，钱维城虽然广为借鉴古人的绘画技法，但他却并未拘泥于传统的旧模式，反而将之与自身特点结合。对于这一点，他曾于作品上题写“画家之道，要在兴会。意之所到，笔亦随之。不必拘于古法也。”的词句，以示后人。

除了有着过人的天赋和良好的教育经历，钱维城能如此受到乾隆宠爱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懂得迎合皇上的品位和爱好。

钱维城《吉祥大利》纸本设色×48cm

钱维城初入宫时，由于受到明代文人花鸟画的影响，作品浑厚清劲，极富文雅诗意，但此中却偏偏少了几分高贵的皇家气息。而大约在他38岁时，其作品才开始带有皇家气派：用笔致微，敷色考究。此间缘由正是因为钱维城曾专门临摹北宋画苑的花鸟画技法。

谈及乾隆喜爱的花鸟画风格，非北宋画苑莫属，这一点看看宫中北宋花鸟画上的题跋就知道了。但当时宫中的职业画师却一心投入到元、明二代花鸟画风格的学习，由此便无法取悦君心。

钱维城《山居秋晓》纸本设色83×33cm

钱维城《溪亭秋色图》纸本设色79×37cm

钱维城《岁朝清供》绢本设色80×39cm

钱维城《盆菊图》纸本设色×72cm

他的成功在引人深思的同时，同样昭示着“书山有路勤为径”的真理。正是受惠于这样的勤恳态度，才使得钱维城最终得以融汇古今书画，成为令人敬服的书画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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