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花，即插花者将所要创作的艺术作品通过剪取植物的部分躯干，插入相应的花器中，再基于自然线条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再创作。中国古代的插花艺术并不只是造型艺术，更涵盖了古人的哲学、文化、伦理等深刻内涵。因此，通过艺术作品的呈现，既表达了插花者托物喻人的真情实感，也让观者感知到花艺背后的故事力和社会性。

中国古代插花的艺术构成在显性层面主要有花材、器物、花器等，并带有一定的文学性和故事性、宗教性或民族性等。

古人身处不同阶层或群体，所设计完成的插花艺术作品也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特征。

受制于花期短、季节性和地域性等外部环境的限制，插花艺术具有即时性和即逝性等特点。我们对于古代插花作品的了解和传承也仅能通过古籍、绘画、诗歌、历史遗迹等媒介进行文化元素提取和样貌复原。

以南宋著名画院画家李嵩的花鸟画作品《花篮图》为例，它对现代插画者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幅完整且富有美感的插花艺术作品需要有花材以及围绕艺术作品主题的花器及其他物品。花材的选择皆为水陆草木之花，一般都取自于当地当季的时令花材，包含花卉与配叶。此时，文化符号在材料层面的构建预示着古人对于花材、花器及物品所赋予的象征意义及情感的体现。

以李嵩《花篮图》为例，四季鲜明的花材也代表着自然万物的生长与轮回。如周敦颐的《爱莲说》中所写“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再如北宋诗人王安石的《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古人将菊花比作隐士，牡丹寓意富贵之人，莲花则是品德高尚的正人君子，梅花被赋予坚强的品格等，无不寄托着古代君王官吏、文人墨客、平民百姓等不同阶层群体对于生活环境、社会意识、自身气节的美好愿景。

《花篮图》四季作品的花材选用分别为应季的珍贵花卉:春季版为桃花、牡丹、海棠、木香、迎春等;夏季版选用蜀葵、栀子花、金萱花、百合花、石榴花、木槿等;秋季选用芙蓉、菊花、鸡冠、木樨、秋葵等;冬季选用山茶花、水仙花、腊梅、瑞香等。在宋代这些花卉属名贵稀有物种，部分仅为皇宫贵族观赏、取用。

在插花容器的材料方面，明代袁宏道在《瓶史》中提及，养花瓶亦须精良，可谓花之金屋，皆花神之精舍也。

花器的选择尤为重要，不同材质的花器不仅是固定花束和表现插花者的审美观和生活情趣，更是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貌与科技发展水平。

我国古代花器在材质上使用铜、陶、瓷、金、玉、银、漆、锡、珐琅、水晶、玻璃、竹木等，样式为瓶、缸、篮、碗、盆、盘、桶、挂瓶等。而宋代常用的花器有篮、鼎、方彝、罍、三孔瓶、花口长颈瓶、十九孔花插、三十一孔花盌、玉壶春瓶、鑑、花囊、直筒瓶、五嶽朝天瓶等。

其中，《花篮图》中使用的花器为竹编花篮，自古以来竹子不但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还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竹代表着刚正不阿、淡泊清高的气节和宁静致远、追求自由的姿态，高雅挺拔的外形加之不同朝代赋予竹子的精神情感正符合宋代时期的社会自由和人文风貌。如苏轼的“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王国维的“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都体现出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

艺术作品的外形通过线条、色彩、造型等元素构造而成。中国传统美学讲究意境结合、虚实相生，这就要求中国古代插花的形式上要有留白，以彰显空灵之美并且带给观者更多的想象空间。

作为能够体现宋代美学思想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花篮图》，其作者为宋代重要宫廷画师李嵩，并且通过画作中呈现出的仅在宫廷才能够选用的名贵花材和精美花器判断，《花篮图》的作品类型属于宫廷插花。

李嵩按照四季的不同将作品创作分为春季《花篮图》、夏季《花篮图》、秋季《花篮图》和冬季《花篮图》，由于历史原因导致秋季《花篮图》的缺失而不能进行详细的挖掘和提取，其余三幅作品在创作手法上基本保持一致，只是在花材的选择上根据季节的变换选取当季的植物。

《花篮图》的花型属于古典隆盛院体盘花，花与盘的分量、花与叶的分量都约为2∶1，花枝的最长高度约等于花盘的半径加盘的高度，其他花枝依照整体作品选择适宜长度，以半圆形状向四周展开，花色的布置呈不等边三角形。

该作品所使用的花器都是用竹子编织而成的花篮，竹条纤细硬朗，根根分明。在编织手法上，三幅艺术作品的花篮图案略有不同，但都使用了较为复杂的多种编织技术，竹篮的颜色以深浅交织色相结合，造型简洁内敛，呈现出一种古朴雅致的视觉效果，极其符合文人雅士的风格特征。

这种精湛繁杂的竹编工艺体现出宋代手工业者的匠心巧思、手工业的空前发展及艺术审美化的高度统一。

花材的颜色于明亮鲜艳，饱和度高的色彩。花卉与枝叶的插入层次错落有致、交相呼应，以花为主，枝叶为辅，花与花之间先后对比、高低有序，仿佛俩俩相望，又像是互诉衷情一般。叶与叶之间，叶与花之间同样如此，实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整体上艺术作品的造型庞大严谨，细节考究。

李嵩创作的四季《花篮图》，各版本的花材大都选自珍贵品种，花卉呈现出雍容华贵之态，符合宋代宫廷的贵族气质和华丽风格。

宋代插花艺术的鼎盛与品花有着极其紧密的关联性。宋朝时期有专门对花的分类品评，将花以拟人化的方式进行花品、花性的分析和评价。

牡丹由于花朵硕大、色彩艳丽、芳香扑鼻，尽显雍容华贵，一直深受古人喜爱，是古代宫廷插花的常用花材。单就牡丹一类花卉而言，又被分为神品、名品、逸品、能品、具品五级。

宋代花卉文献中记录最早的当属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曾提及西京留守后为徐州宰相的李迪为了将仅为三数朵的洛阳牡丹名贵品种姚黄、魏花进贡给君王欣赏，特派专员乘快马在一天一夜送达皇室宫廷。

为了保持花卉的存活、花朵的完整以及最美的花容，在竹笼里放置菜叶，将花蒂用蜡封住，这样在马快速奔跑时稳固性就会大大提高并且花卉短时间不会枯萎。

李迪成为了宋代进贡洛阳牡丹的第一人，由此洛阳牡丹也受到了君王将相、文武百官、后宫佳丽的喜爱。

《花篮图》中花朵朝天，绚烂绽放、花叶朝地，自然生长。叶子正面朝天，通常色彩鲜艳明亮，阴面向地，颜色低调、少有光泽感。一阴一阳自然生长，正如《周易·序卦》中讲到的“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

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对于宇宙万物的形成，离不开阴阳的结合与转化的核心观点。下至独立个体、中至家庭、上至国家等层面，无不体现出古人对于家庭美满、社会稳定、国家繁荣、尊礼崇神的敬仰以及尊卑有序的道德思想。《花篮图》作为宫廷插花，意为赞颂宋朝盛世、臣民和谐、人丁兴旺的愿景。花卉生长于土地之中，汲取阳光、雨露、土壤的天然营养，以自然姿态开放与凋落、枯萎与死亡，这是一种静态的生长过程。而插花的创作过程是一个动态的生产过程，插花者将花卉剪于花器之中，以泉水或雨水供养，用艺术手法再造自然姿态，将剥离根基所逝去的生命重新焕发进行再次生长。

一动一静、人工与天然、外显与内化的阴阳循环、对立转化，成为了《花篮图》内容背后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故事哲理。

基于材料层、形式层、内容层三个层次的特征并且以存在的不同空间来具体呈现场景美感。不论是以博物馆还是独立书店为代表的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其场景体验无不包含感官体验、情感体验和精神体验三个层面。

将李嵩的《花篮图》分别放置于不同场地展示，得到的场景体验也各不相同。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场所的插花作品摆放，是依附于文化遗迹或艺术作品的文化展示，插花作品被赋予更多的装饰意义，作品的摆放既不能占据主导位置而影响博物馆陈列品或美术馆艺术品的展示，也不能打破所流露的严肃性和神圣性氛围，多数情况下是作为提高场地环境高雅性的一种手段。

而《花篮图》作品庞大、花材艳丽、制作繁杂，对于文化空间来讲，大部分以相关主题的传统文化活动为前提进行摆放;

独立书店作为将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融为一体的文化综合体，为以插花艺术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活动提供创意空间和互动空间，在原有的知识共享平台基础上以会员制或者门票等形式举行插花艺术的展览、讲座或演出。

消费者之间、消费者与工作人员之间、消费者与现场环境、氛围等不断产生情感纽带和精神交流;而在以清茶室为代表的场景空间里，消费主体围绕茶叶展开，一般会有插花、点茶、焚香、挂画等其他传统文化形式的出现，这也是宋代时期“生活四艺”的体现。

综上所述，宋代插花作品《花篮图》的材料层、形式层、内容层三个层面环环相扣，密不可分。花材的选用体现出形式层的姿态、色彩，而每一种花卉和器具背后也承载着宋人寄物喻情的思想境界，自然也就带有专属的故事基调，场景层的空间再造在前三者的基础上形成发展，为观者带来沉浸式的感官体验、寄托情怀理想的情感体验、意境深远的精神体验等。

插花艺术不仅只是用来装点生活、美化环境，通过参与插花的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欣赏，达到人与作品的精神交流、情感互通，从中感悟到宇宙万物的本质、四季变换以及生命的轮回。

四幅不同花材的《花篮图》，虽然其花卉在不同季节生长、凋落、枯萎，但每一幅艺术作品都是生命的延续，宇宙万物就是在不断更替和轮回中生生不息